發佈日期：2015/10/15

• 誤判死刑可以獲判無罪嗎？－我國死刑訴訟的程序保障問題

• 文／邱顯智（鄭性澤案義務辯護律師）

  前言

  鄭性澤案為目前最受矚目的疑似死刑冤錯案之一，由羅秉成律師所領導的律師團，目前已為鄭性澤案提出2次再審、2次非常上訴，並聲請釋憲。本案諸多事證顯示此案疑點重重，羅律師即稱鄭性澤為「活著的江國慶」，認為鄭案有重啟調查之必要，如能開啟再審，必有信心可獲無罪判決。

  本案是一個牽涉諸多刑事程序爭議的刑事案件，諸如警察刑求、囑託鑑定、再審門檻等，都是刑事訴訟中的重大爭議，也是關係到人民在憲法保障下的訴訟權問題。死刑是最嚴重的刑罰，是國家權力對基本權最嚴重的侵害。在死刑判決中，不能容許有絲毫冤錯的空間。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是否已充分保障被剝奪生命之人的憲法訴訟權？是否已能避免冤錯案的產生？無辜的死刑候選人，得否經由我國充足的程序保障，最終獲得無罪判決？以下將從鄭性澤案出發，檢視我國死刑訴訟程序的訴訟權問題，並檢討鄭性澤案可能冤錯之因，希冀能加強制度上程序保障功能，以避免類似江國慶案之死刑冤案的再發生。

   

  死刑案件被告於偵查中的強制辯護

  死刑冤錯案最主要的問題，以蘇建和案、江國慶案為例，均是警察刑求的問題，鄭性澤案亦是如此。鄭性澤於槍戰後，被載往警局，在車上便被警方毆打。之後自午夜到清晨八點簽下自白書，中間警方不停以灌水、電擊下體、毆打等方式迫其自白，在開羈押庭時，鄭已當場向法官表示遭刑求，隨後羈押入看守所，所方亦立刻檢查其身體，記載多處瘀傷，被告自承下體遭電擊等。該電擊方式係電線之一端綁住其龜頭，另一端在其身體移動，包括嘴巴、腿部傷口等。另尚有由鼻子灌水、毆打等方式，如此施虐至天明，鄭性澤承受不住折磨而胡亂自白。

  筆者曾於律見鄭性澤時，向其詢問：「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法醫、刑事鑑識人員，在你的案件裡面出現這麼多人，有誰你認為最不應該？」

  鄭毫不猶豫的說：「警察」「如果警察不要刑求，我就不會亂說自己開槍，也就不會被法官誤判死刑了！」

  然而，從王迎先到蘇建和、江國慶、邱和順，再到鄭性澤，這些案件都有被警察刑求的痕跡，此問題絕非道德呼籲能夠改善，必須有制度上的努力，強化被告在警局的地位，使警員與被告的角色能更為對等，才能有效遏止此問題。

  目前法律扶助基金會已與全國一百多個警分局合作，即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然而，並非所有分局均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且並非法律強制性，如警局不配合。例如，於鄭性澤案是殺警案，警局極有可能不通報法律扶助基金會，亦屬徒然。應立法要求死刑案件之強制辯護制度亦應適用於偵查中案件，讓死刑案件，如羅秉成律師所倡議的，於偵查、審判、執行皆是律師全辯護制度。如此將可減少死刑被告於警察遭受刑求之可能性，進而降低冤案的可能。

   

  證人得選任辯護人 

      除了被告遭警方刑求外，鄭性澤案的另一項重要的特徵，即是證人遭警方刑求，根據張姓證人的描述，他在案發時在場，警方希望他指證鄭有開槍。張姓證人回憶當晚他被帶到警局後……

  警方：「張先生，依據刑事訴訟法，你可以接受夜間訊問，但要先經過你的同意，你願意讓我們問嗎？」

  他回答：「警察先生，現在時間這麼晚了，我看還是明天再問吧？」

     他一答完，警方馬上將錄音機關掉，隨即遭警方拉進小房間，多人以電風扇、椅子毆擊他，不知過了多久，再度偵訊。

     「張先生，依據刑事訴訟法，我們要通知你的家人，你需要通知嗎？」

  他回答：「警察先生，我老母七十多歲了，跟我住在一起，我這麼晚了還沒回去，我老母會煩惱，讓我打個電話吧？」

     警方再度將錄音機關掉，隨即被警方拖進小房間，多人再次毆打他。最後重新開始警詢，錄音機重新啟動：「夜間訊問同不同意？」「同意。」「需不需要通知家人？」「不需要。」即開始做筆錄。

  警方要求證人指證鄭性澤有開槍，證人回答：「沒看見鄭性澤開槍。」張姓證人再度遭到警方痛毆……

     直到天亮，證人終於供出，鄭性澤有開槍這個答案。隔日，證人至醫院驗傷，從頭到腳，受傷的部位畫滿了驗傷單上的人形圖。

  這是張姓證人的遭遇，另外本案現場的其他兩名證人，也有遭到痛毆的痕跡。

  證人遭刑求如同被告遭刑求一般，嚴重影響法院審判的公正性，且因證人遭刑求後胡亂指證，嚴重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亦有可能因遭刑求最終作出假自白轉成被告。

  我國刑事訴訟法並不許證人於偵訊時選任辯護人，然從此案可以看到，證人若可請求辯護人陪同偵訊，對被告乃至證人訴訟權的保障，至為關鍵。特別是如本案之死刑案件，只要一誤判，後果將是一條寶貴的生命。故實應立法規範重罪案件之證人可請求律師陪同偵訊，以避免證人遭不正訊問。

   

  單一法醫制度解剖的省思

  鄭性澤案之遭槍擊警員，乃由單一法醫進行解剖。事後該法醫分別於二審、更二審以鑑定人身分出庭作證。然而，因解剖無法重來，而又僅有一名法醫進行解剖，導致解剖法醫完全壟斷屍體的解釋權，於法庭上，無人能加以檢驗其鑑定意見。例如，本案警方認為係警員中第一槍後，躺在地上，鄭性澤再繞到羅武雄身旁，朝躺在地上的蘇員開兩槍。但本案關鍵在於，究竟死者於中槍後，有無可能於身體要倒下的時候，再中第二槍、第三槍？如有此可能，即表示兇手應極有可能為羅武雄，而非鄭性澤。然該法醫在法庭上斬釘截鐵表示，不可能於身體倒下的時候，再中第二槍、第三槍。何以如此則未見說明，又因法醫壟斷屍體解釋權，已無人可挑戰其意見。

  有鑒於單一法醫制度容易使個別法醫壟斷屍體權，造成誤判，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7條A項特規定: 「解剖屍體必須由兩名法醫執行，其中一名為地檢署法醫。」，此即雙法醫制度。雙法醫制度源遠流長，可溯及至古蘇格蘭法制，其目的即在避免錯判。且上開德國制度另一重要理由為，地檢署法醫隸屬地檢署，被告起訴後將與被告利益對立，難免予人不中立之聯想，故特規定一名為地檢署法醫，另一名由其他法醫（通常為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教授）擔任。

  江國慶案、蘇建和案，乃至新近遭監察院以一百多頁調查報告認定為冤案的后豐大橋案，均有法醫誤判之痕跡。法醫之判斷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佔有非常關鍵之地位。然單一法醫制度使法醫掌握過大權力，欠缺監督、審查困難，實有改進之必要。德國、蘇格蘭等其他歐洲國家實行之解剖雙法醫制度，兩位法醫得以相互監督也可避免全由控方法醫有失客觀中立之議，實值得借鏡。

   

  法官迴避問題

  鄭性澤案兩次發回更審，然而，除更一審外，二審及更二審均由同一庭法官審理，審判長為同一人。因我國實務上法官迴避制度並未要求曾經審過此案的法官，更審不得參與，導致同一庭法官審理兩次，仍然維持原判死刑，更二審被告上訴後遭最高法院駁回，全案因而確定。在此，有必要討論的是，以本案來說，公訴意旨認被告鄭性澤開槍殺警，被告方面稱沒有開槍，故審理結果若非原判決的死刑，便需無罪開釋。然而，同一庭法官既已於二審認定被告開槍，實難期待其於更二審自認前次審理時認定錯誤，改判處被告無罪。而本案屬死刑案件，理應適用最周延的程序保障，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制度上實應使參與本案之法官，於更審程序中迴避，以維護法院審判之公正性。

  此外，於鄭案更一審審判之法官，隨後又承審鄭案之再審聲請，與上開爭議相同，本案是否可開啟再審程序，攸關被告生命權、訴訟權之保障，應以最高標準之正當程序保障視之。於死刑或重罪案件，法官迴避制度應擴及參與過本案審判之法官，以使確保審判之公正獨立性。

   

  再審聲請之困難

  本案鄭案律師團已多次聲請再審，惟我國再審受限於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認再審之新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發見確實之新證據，係指當時已經存在而發見在後或審判時未經注意之證據，且能證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錯誤者而言。」，此判例將判決後之新證據，例如新的鑑定全然排除於再審門檻之外，已遭學者強力批評，無論從條文文義還是再審理論，都完全無法導出「限於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已存在」的結論 。

  然而，我國法院按照上開判例之操作，以過分強調法安定性，而將每年再審案件限制於個位數，鄭性澤案之再審同樣因此判例，導致法的另一端：正義，全然被犧牲。誤判死刑的後果無人能夠接受，然而，在鄭案歷次再審中，法院對法安定性的高度堅持，卻對個案正義的要求未置一詞。並一再以「該項證據並非原判決當時已存在，原審法院未經斟酌之證據，故並非新證據。」為由駁回再審。

  例如，鄭案聲請再審理由之一，即認KTV正中央茶几上有大片血泊，可見死者中槍後，曾靠在茶几上多時，以致流下大片血泊於桌上，且應為腹部中槍之血跡所留下，極有可能係死者在受第一槍後，身體往下倒的過程中再受二、三兩槍，如法院注意到此血泊，必可了解該證據與原確定判決所認，死者頭部中一槍，倒在地上在受頭頂、腹部兩槍不符，且死者極有可能連續中槍。進而得出，本案絕非原確定判決所認定，鄭性澤移動位置自羅武雄身旁開槍，而係由羅武雄連續開槍所致。　

  然再審法院仍以該血泊之照片為確定判決前已發現之證據，原審早已審酌，而駁回再審聲請。然有何項證據，足認「已為法院、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所明知，是與上揭所述新證據應備之『嶄新性」難符。」 ；惟該血泊縱然為法院所知，然法院、鑑識人員，也未曾慮及該血泊於本案之意義何在，在此已經如同新的鑑定應足構成新證據之再審事由，蓋新的鑑定報告已將賦予該證物新的意義，是否構成新證據並非客觀上之新舊，而係對法院而言，是否未經審酌，而應重新審判發動調查。

  又例如，鄭案再審聲請繫屬於100年度聲再字第168號案件時，依法向再審法院聲請調閱現場錄影帶4卷，其中1卷即為承辦檢察官履勘現場錄影帶，觀察該錄影帶可知鄭性澤座位前方往羅武雄座位方向地面，確無任何噴濺或拖曳性血跡，可證明鄭性澤未行走至羅武雄行兇處行兇並返回座位，蓋鄭性澤當時已中彈，左腿脛骨開放性骨折、左腿穿刺性傷口，此有豐原醫院92年5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可稽，是鄭性澤已於槍戰中受傷，難以負傷移動至羅武雄座位處行凶；且縱使勉力忍痛移動，因左腿穿刺性傷口大量出血，地面上必定留有血跡或拖曳型血痕。此錄影帶應屬法院未經斟酌之新證據。然再審法院再度以該錄影帶並非判決後始發現之新證據，將之駁回，實令人無奈。何以再審法院認定原審法院已然審酌，再審法院並無理由加以說明，且原確定判決對此部分未置一詞，亦未曾調查勘驗該錄影帶，何以能認定原確定判決已就上開錄影帶審酌？

  另則，我國聲請再審並無明文規定行書面審理主義，惟實務上並未開庭，聲請人無法到庭陳述，法院也無法親眼目睹該被告之陳述。人命關天，考量被告未受裁定再審生命權即將遭剝奪，再審程序實有更加周延之必要，法院應開庭審理決定是否開啟再審。特別是過去半年，最高法院死刑案件之言詞辯論如火如荼的展開，此應為我國實務之趨勢，如容許死刑案件聲請再審，法院應開啟言詞辯論程序審酌，應對被告訴訟權之保障，有極大之幫助。

  綜上所陳，從鄭性澤案可知，我國再審制度已成無法再審之制度。我國再審法制係輾轉繼受於德國，以德國實務上再審為例，每年裁定再審案件多達兩千件。反觀我國裁定再審每年均為個位數，可見我國法院過度側重法安定性的考量，而忽略個案正義的要求。於較輕微之個案或許法安定性與正義之平衡較難拿捏，側重法定性或可理解。惟死刑再審案件應無此問題，任何人均無法忍受，國家錯殺無辜，也沒有人可以在接受有下一個江國慶。在死刑的再審案件，法安定性之考量與個案正義必須再做考量，至少必須放寬新證據之標準，只要原法院是否不知及未予斟酌即符合「嶄新性」，至於證據由何人發現、法院當初不知的原因何在、證據是否於判決當時已經存在以及受判決人是否不知，均非所問，以避免錯殺之憾事再度發生。

   

  判決違憲？

  鄭性澤案也同樣關涉到憲法爭議，此處並非要探討死刑制度是否合憲，此乃法律是否可限制或剝奪生命權之問題，在此要問的是，判決是否可受憲法法院（大法官）審查? 鄭案的判決（非法律）是否違憲?

  縱使我國刑法第271條規定殺人者可以處死刑合憲，然而在鄭性澤案中，我們要問的是，該司法權之行使是否合憲？大法官是否可以針對判決違憲做出解釋？針對上開問題，答案都是肯定的。大法官早於釋字第242號解釋就針對裁判做出解釋。該號解釋中，大法官認鄧元貞因早年隨政府來台前已結婚，因時代因素而又於台灣結婚，法院判決後婚無效之判決並未考量此時代因素，故大法官解釋仍認後婚有效。此即為大法官為緩和法院判決偏重法安定性考量，全然未慮及正義，而針對個案裁判做出解釋。

  針對裁判的憲法訴願於德國已屬常態，每年此案件多達四千多件，德國各界也都已能接受憲法訴願作為一個例外的、補充的司法救濟管道。 鄭性澤案為一國家干涉人民基本權最嚴重的判決，依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發展之審查公式，認法院判決侵害人民基本權愈嚴重，更應受到嚴格之審查（je-desto-Formel）。

  本案理應受最嚴格之司法審查。依鄭案判決觀之，該判決主要採用鄭性澤於警局遭刑求後，相隔一小時，警員仍隨侍在側所製作之檢訊筆錄，法院並未以刑求自白之繼續性效力加以排除；且該判決引用鑑識人員所推論，鄭性澤於狹窄的KTV走道上繞過三人到羅武雄身旁，對躺在地上的蘇員開兩槍，再繞回原座位，該鑑識人員之推論實嚴重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惟法院未加檢視即採為判決最關鍵之基礎。

  另則，本案為剝奪一個人生命之案件，法院從未囑託專家鑑定，法院亦未曾勘驗現場或重建現場。再者，本案更二審法官已參與過原二審，嚴重影響該次審判之公正性。更二審為鄭性澤案之最終事實審，上訴後被駁回本案死刑判決確定。在國家權力侵害基本權利如此嚴重的判決裡，並無相應的嚴謹程序，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侵害人民之訴訟權、生命權。

  本案應屬判決違憲之典型，國家權力之行使，應受憲法之拘束，尊重及保障人性尊嚴，應係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此亦為我國大法官所一再肯認。死刑判決亦需受大法官嚴格審查，以符合法治國之要求。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正於立院審查中，自鄭性澤案可知，如判決違憲得以透過修法正式成為大法官的審查標的，諸多冤錯案件將有更高可能獲得平反，也將設下更嚴謹的程序阻止枉死悲劇再度發生。

   

  結語

  鄭性澤案有如一面鏡子，突顯出我國司法制度上的諸多缺失及仍需努力之處。如同羅秉成律師所言，冤案就像扣錯鈕扣，第一顆扣錯了，接下來全錯了。鄭性澤案為一殺警案件，如何能讓警方不要扣錯第一顆鈕釦，實屬司法界最嚴肅的課題。刑求不僅侵害被告人性尊嚴，更妨害日後法院發現真實，當被告屈打成招，胡亂自白，真相也就距離法院越來越遠，蘇建和案、江國慶案之血淚教訓，應為殷鑑。本案刑求之嚴重，由證人均遭毒打至體無完膚可見一般。因此，如何加強重大刑案刑事被告、證人，於警局之供述自由、身體不受侵害權，對冤案之避免，至為關鍵。如能強化重大刑案被告於偵查中之強制辯護，並許證人得委任律師，對此問題之解決，應有適度幫助。

  單一法醫解剖制度使法醫壟斷鑑識的權力，而法醫之證詞，對法院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基於法治國原則與權力制衡之法理，應可考慮引進德國雙法醫解剖制度，以使法醫鑑定更加客觀、中立。另如何維持法院審判之公平性，乃訴訟權之核心，由參與前審之更審法官再為審理，已使審級救濟制度蕩然無存，鄭案更二審由曾審過案件之法官再度判決死刑，被告上訴後遭駁回，全案死刑確定，更二審的判決已有欠缺公正，而侵害被告訴訟權。由此案可知，法官迴避制度應有所變革，參與過前審之法官不應再為審判。

  鄭性澤案也屬一憲法問題，亦即：國家權力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該判決所應遵守的憲法標準為何？憲法訴願制度應引進，特別是重大侵害人民基本權的判決，並積極提出我國針對裁判的憲法訴願之操作基準，一方面使一般法院得以遵循憲法上基準，具體將憲法原則、規定落實於判決之中。另一方面，遭法院誤判的人民也有權得聲請大法官解釋以茲救濟，使憲法法院成為一補充性的特別救濟程序。在死刑案件大法官作為憲法的守護者，基本權的捍衛者，審查該判決之作成，是否符合憲法之規定，可謂責無旁貸。

  鄭性澤的母親於接受訪問時指出，「請法官原諒我們憨慢」，其認為鄭家無權無勢，弱勢人民無法為自己主張權利，致遭冤判。無獨有偶，中研院學者黃國昌近期研究法院判決指出，「在法院大鯨魚贏，小蝦米輸，是確實存在的現象。有錢請好律師的人，官司比較會贏。」司法係為保障弱勢者、少數者而存在，如何使弱勢人民能更為便利的接近司法，如何更為公正照顧弱勢人民的訴訟權，制度上如何更適切的扶助人民主張權利，應係刻不容緩之課題。我們衷心期盼我國不再有下一個江國慶，每一位受冤判的人，都能平反，讓無辜的人都能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