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6/05/04

• 不只陪他走上一段路－談案件事實較無爭議類型的死刑辯護

• 「死刑辯護」專題報導／【辯護經驗分享：案件事實較無爭議類型】

  受訪人／周漢威律師、李艾倫律師、梁家贏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訪問‧整理／華進丁

  「憑甚麼這些壞蛋可以有律師幫忙辯護？」、「我知道司法審理程序當中死刑犯需要人辯護，可律師你開庭坐在那邊就好，何必那麼積極說這麼多話？」、「律師你為虎作倀，沒有天良，像你這樣的律師簡直就是XXXXXXXXX」

  相較於冤案救援，對於案件事實較無爭議類型的死刑辯護，往往需要背負更多社會關切和質疑的眼光，特別是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更是如此，本次專訪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三位專職律師（周漢威律師、李艾倫律師、梁家贏律師），請他們分享辦理案件事實較無爭議的死刑辯護案件經驗，三位律師在進入法扶之前都曾接刑事類型案件，不過由於一般事務所比較不會接到死刑案件，所以都是在進入法扶擔任專職律師之後才開始接辦死刑辯護案件，因非一對一受訪，訪問呈現上除特殊發言以周律師、李律師及梁律師標明外，主要為整體答覆之整理，而非呈現個別答覆。

  Q.家人及身邊友人對於自己接辦死刑辯護案件的看法？
  三位律師都曾被家人或友人問過為什麼要接辦死刑辯護案件，也因收過詛咒信而擔心安全問題，家人及友人多半在對於法扶專職律師工作了解的狀況下可以接受，但部分律師家人會希望減少接辦數量。面對家人或友人的詢問，通常低調處理，或者答以被告還是有他們的故事，律師的工作就是告訴法官他們的故事，或者以如果親朋好友發生這種事情，會希望有人協助他辯護等方式說明。

  Q.對於死刑的態度
  李律師覺得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我們要有死刑？什麼人我們可以把他處死？什麼樣的人應該被社會排除？我們有權力排除嗎？而周律師則是補充，社會上常常聽到有人會主張：我們為什麼要花錢去養這些「犯罪的人」，我們為什麼要花錢讓「這些人」繼續活在世界上，我們為什麼要讓「他們」回到這個社會造成社會的危害？因為上述「」中的名稱，其實也可以簡單的替代為痲瘋病患(編註：依97年8月施行之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應以漢生病稱之，此處因完整呈現訪問情境，故未修正)、精神障礙、娘娘腔、特殊族群或人種，這種單純的隔離抹除淨化的觀點，其實令人覺得擔憂。

  Q.接過多少件？以及接辦此類案件的壓力?
  李律師及梁律師約接過數件這類案件，周律師則有十餘件的經驗。周律師設定每年接辦死刑案件的上限為2件，主要是辦理死刑案件壓力很大，常常掏空心力，梁律師則是覺得需要透過不同類型的案件，調整辦案心情，避免過於沉重。
  幾位律師都承認，看死刑案件的卷宗的確頗有心理壓力，特別是一些情狀特別的卷證資料，甚或在第一次面談前，有時也會覺得倍感壓力。而當實際接辦之後，經常面對的是案件辯護的壓力，包含先前沒有律師中間接手、有時法官心證明顯不利、需要團隊合作及默契有待磨合，以及若是社會矚目案件隨之而來的媒體報導壓力等。

  Q.有關當事人被執行或待執行的相關見聞
  李律師曾有件確定之後才接的案件最終被執行，李律師認為可惜當時沒有最高法院死刑辯論，否則依照後來最高法院的標準，或許那件案件不會被判死刑，不至最後被執行，而對這樣的案件，往往看卷的時候，不免會想說之前案件未確定時，如果做了甚麼事情，也許就會不一樣。

  而在待執行這部分，周律師表示，因為臺灣是隨機執行，執行之前也不會通知律師或家人，會通知家人往往就是這個人已經被執行了，所以每當有執行風聲，就得快點確認自己的當事人目前有沒有保命符，或者有沒有被駁回，有時覺得整個國家機器動起來，默默在幹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往往也只有等到最後開獎的時候，才能夠鬆一口氣說，啊，沒有在上面。

  對此，李律師表示，美國在要執行之前都會先通知家人及律師，在某個期限之前，律師還可以再提最高法院或人身保護令一些程序，有最後的機會作最後一搏，就算都被駁回，因為有事先告知，律師也可以好好的去跟當事人說結果如何，而他的家人也有最後的機會好好的跟他say goodbye。而反觀台灣目前沒有事先去公佈執行，在整個程序當中，包含選誰來執行？為什麼會選這些人？甚麼時候要選？國家有很多可以上下其手、顯示權力、政治操作的機會，她表示，連被確定被判死刑的人要不要執行死刑，國家都可以行使這樣的權力，我們真的要給國家那麼大的權力嗎？

  周律師補充，最近有機會跟大陸的維權律師接觸，他們看到台灣出版《跟死刑拔河》這本書，就詢問臺灣死刑執行的狀況，當他們得知臺灣執行是秘密執行，家屬在執行前並沒有辦法看到被告，結果那些中國大陸的維權律師說，哇，你們臺灣很沒有人權，怎麼可以這樣，這是最基本的人道尊重。原來，中國大陸在死刑執行前，一定會先通知家屬，叫他們把東西準備好，跟被告見最後一面，然後執行完了以後可以來處理遺體辦喪事，讓家屬可以有個準備，反觀台灣卻是秘密執行，所以家屬不但最後一面見不到，也沒有時間去做任何的準備，一個人無預警就這樣走了。

  的確，執行死刑不該是國家彰顯權力的方式，李律師舉之前法扶與廢死聯盟合作出版的《停止死刑：死囚鍾德樹的故事》乙案，鍾德樹的辯護律師在他被執行的當天還有提非常上訴，結果很快就被駁掉，另外前兩年被執行的劉炎國更離譜，律師幫他提的非常上訴還沒被駁，人就已經被執行掉了。可見得所謂死刑執行很謹慎等等，都是假的，只要政府想要誰現在被槍斃被執行，那他就要被槍斃被執行，其他都只是跑跑程序，作作樣子而已。

  對於這樣的進行程序，周律師說，當重大刑案發生了，也許死刑是安撫社會最快速的方法，但若把判被告死刑看作唯一的目的，社會與司法就會輕易的把一個人不當作人來看待，而一旦只要你不尊重，不把人當人看，整個程序就可以很草率，就可以很隨便，不論支不支持死刑，對「人性尊嚴」的尊重，才是審判制度存在的目的。

  

  ↑法扶透過專職律師的投入，協助辦理死刑辯護案件。照片左起：梁家贏律師、李艾倫律師、周漢威律師。

  Q.從死刑辯護看到我國目前對於重刑案件的辯護環境

  幾位律師就參與重刑案件的經驗，認為當下我國重刑案件的辯護環境，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包含：法扶顯無理由駁回或辯護人力或經驗不足、審判程序之前的媒體社會定罪、檢察官求刑的不明確或顛倒（一開始求刑無期徒刑，上訴改求死刑），判死標準不明確、法院準備程序過早傾聽家屬意見，以及其連帶反映出公訴檢察官無法代表受害民眾的心聲，或者說沒能夠傾聽家屬真實聲音與需求等問題。

  對此，周律師就表示，國家對這些被執行死刑的人，在最高法院開啟死刑辯論之前，支援體系非常被動且表面，很多二審被判死刑的案件，當事人或當事人家屬申請法律協助，卻常常被駁回，或找不到律師，以至於第三審沒有辯護人，一、二審的公設辯護人因為承接案件量太大，能否作到實質上的辯護也有疑義。嗣後，仔細看案可以發現許多被判處死刑的被告，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都沒有受到國家很好的照顧，是被拋棄，甚至是被司法制度唾棄的一群人。周律師補充，往往當一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發生的時候，會發現相關協助機制都只是表面上形式的，實際上很多人都不想跟它扯上關連，在還沒有到審判程序之前，往往社會就定了罪，這樣的案件無法獲得資源，成了被這個社會丟掉的一個人。

  此外，一二審沒辦法獲得辯護協助，往往錯失辨識是否為冤案的機會，周律師提醒，冤案往往也是事後才發現是冤案，好比江國慶案，在第一時間大家也都會覺得是他幹的，但第一時間其實很難判斷是不是冤案，如果沒有資源去介入，去釐清，去聽當事人講的話，去幫忙爭取權益，說出當事人想要說的話，很可能一下子就結案了。

  而對於法扶辯護人力或經驗的不足，梁律師則是表示，如果是年輕律師接辦到死刑辯護案件，在經驗不足的狀況下，其實還是要有人可以跟他討論，或給他一些資源，目前台北還有廢死聯盟，可是離開台北的其他地方就真的沒有這方面的資源，因此就是以出書的方式分享經驗，像是這次法扶與廢死聯盟合作出版的《與死刑拔河》專書，就是基於這樣的概念，如果律師真的接到這樣的案件，可以看一看這本書，也可以試著和書中各篇撰文的律師或廢死聯盟聯繫，取得必要的資源，讓自己的辯護更為充實有效。

  Q.在案件事實較無爭議的狀況下，甚麼是死刑有效辯護？怎麼跟當事人溝通案件期待，或設定案件策略？

  如果以美國的標準來看，臺灣目前還沒達到所謂的有效辯護，李律師坦白的說。她表示，按照美國律師公會(ABA)的標準，至少要有一個團隊，不能只有一位律師，要包含資深資淺的律師，團隊裡除了律師外，還要有調查員，因為還有一些事實是需要調查的，要有心理學家、鑑識專家、精神醫學專家等等，因為涉及科學證據、心智狀態等等。也因為這樣的高標準，有別於歐洲從人權或轉型正義去討論死刑廢除，美國很多州越來越趨向廢死的原因，其實是基於成本考量，因為得要建構這樣的團隊，讓這樣的證據能夠在往後的審判呈現出來，而除了團隊外，在美國判死刑是要經過陪審團，而不是一個法官，這使得死刑的成本更加高昂。至於這樣的高標準/高成本，怎麼不會受到美國民眾的攻訐，李律師表示，其實美國的大法官們曾經就死刑是否違憲進行過爭論，曾經有短暫的時間，大法官是認為死刑是違憲的，可是後來又變成合憲的，但合憲是有前提的，前提是要符合一定的程序標準限制，才能夠判處死刑，也因為大法官的決定，墊高了美國判決死刑的門檻。

  而有關和當事人溝通期待，梁律師則是表示，案件的變因太多，只能夠盡力而為，其實沒辦法給予甚麼保證，但是可以多方問當事人的想法。

  至於設定案件訴訟策略，周律師談到他早些年處理類似案件，主要也是先由犯罪的構成要件上面去作處理，比方說強盜殺人罪被判死刑，就去切強盜殺人行為之間的關係，在法律的要件上面作攻防，那時候跟被告會客，還是針對犯罪事實作一個釐清處理，因為警方在重大刑案上面蒐證，或檢察官在扣法律要件的時候，有時會有疏漏的地方，所以就從這個地方看能不能夠找到突破點。

  後來周律師接到一件犯罪事實非常單純的案件，而且被告也承認，在這種狀況下，其實周律師坦承當時也沒有甚麼策略，每次去律見的時候，就只是聊天，想辦法了解這個人的人生歷程，去了解他的成長歷程，過程中，漸漸的也希望法院能了解這個人，看看這個人的故事，後來幸運地遇到還不錯的最高法院法官，所以兩次判決死刑，上訴就被發回。周律師談到，司法實務上，常常在審判時，大家只看到這個人的犯罪行為，卻沒有看到人，但是法律的規定是要求法官要在判決的時候必須了解這個人。當時周律師和李律師努力的就是：「對，被告作了這個行為，可是求求你，看一下被告這個人」，回憶當時程序往返擺盪間的感覺，就是一次次的被輾過，一次被輾過，兩次被輾過，後來最高法院開始重視這個案件，量刑辯論就開始變得重要。

  周律師談到，許玉秀前大法官在某次座談會曾說過，怎麼可能有一個人是找不到任何一絲可以求生的理由，尤其是現在殺人罪又不是唯一死刑，在設定辦理案件的期待值，其實可以努力試著讓法院能夠了解這個人、了解這個歷程，了解這個人怎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在法律上他可以有甚麼免責性。

  而談到案件事實較無爭議，幾位律師也補充了一些想法，包含構成要件是跟量刑事實不能分開的，或是有些被告在精神上面有狀況的案件，可以用責任能力的問題去減刑，如果不能夠減刑，或許可考慮放在量刑這部份作處理。

  至於律師爭執事實的部分，周律師提到，所有的起訴都是檢察官基於調查證據後所認定的事實，但一起社會事件的角度和面向的差別，有很多解釋的可能性，律師同樣的也希望法院經由這個審判程序能夠去探詢真正的歷程，當檢察官在作事實陳述的時候，被告也應被容許說出屬於他的角度的事實，過程中或許有兩套故事，甚至三套故事在競爭，最終由法官來作判斷。周律師提到，面對這樣起訴情節較為重大的案件，其刑責是在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去抉擇，當然更應該要依照法律的規定，一項一項地去審酌，這個人是不是像檢察官所說的那樣可惡。在取得相關的量刑事實後，讓法官排除自己對於被告的喜好跟主觀，依法量處適當的刑度。否則，對於死刑案件的被告而言，司法程序將變成人生彈珠檯，倒楣遇到一個嚴厲的法官就被判死刑，運氣好遇到一個吃齋念佛的法官就不會被判死刑，從結果看來，死刑制度就會變得很荒唐可笑，而且無任何可預測性。

  Q.如果遇到當事人與律師就事實認定差異太大，或者法官明顯心證不友善、當事人沒有求生意志、媒體環境不友善等狀況，律師該怎麼處理？

  幾位律師對於一些訴訟案件的狀況表示，如果當事人與律師在事實認定差異太大，主要還是要本於律師職責所在，努力與當事人溝通，並提出可行的方向，告知當事人，如果當事人精神真的是有問題，除了可以考慮聲請鑑定確認是否有就審能力，另外可視情況主張減免罪責。

  而如果是法官明顯心證不友善，幾位律師提醒，部分狀況中，法官因為明顯心證對被告不利，所以可能程序較不嚴謹，或不理會律師要求的調查鑑定等，但身為律師該做的還是要做，努力在卷證當中作一些埋梗的動作，所謂的埋梗就是做一些上訴理由的鋪陳，要做這些動作，首先要真的了解被告，透過密切的聯繫和基本資料的掌握，把這些東西在卷證中呈現，讓最高法院知道，沒有進一步的調查，的確這部分有調查未盡，或者是應調查而未調查的違法，透過這樣子的努力，未來最高法院才有可能願意發回。而類似的案件，如果在一二審時，因為公設辯護人或者前手律師沒有好好處理，單從第三審開始接，的確會有困難。簡言之，當遇到法官不友善，講不通，就得用三審的思維去想，後面要怎麼樣跟最高法院講說這個法官哪裡沒有作好，或不讓律師作的。

  另外，有關當事人沒有求生意志，律師們則是表示，完全就是一心求死的當事人其實很少，多數想法是變來變去的，且律師基於自身職責，也無法作對當事人不利的辯護，若是精神方面的問題導致一心求死，或許可先送去鑑定是否有就審能力。而如果是以死贖罪或者其實不想活了的被告，幾位律師反而提到，這當中就有弔詭之處，舉國外或國內幾件隨機殺人的案件而言，兇手可能本來就以求死為目的犯案，這樣處以死刑是否還具有刑罰的目的？

  至於媒體環境不友善，幾位律師提醒，其實一般民眾或許對於廢除死刑的贊成度不高，但是對於死刑辯護的意義和需求性多少還是了解的，不過這類案件在媒體報導時，容易朝向追求衝突及刺激閱聽的方向去操作，諸如製造跟家屬的對立，在無法控制媒體的狀況下，律師團比較會傾向不要作不必要的發言，以及基於媒體比較傾向報導家屬、檢方的偵查，為了取得平衡或某種程度的話語發聲權，律師團會透過內部討論，並在當事人了解的狀況下，適度以較為重要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對媒體作說明。在媒體不可能不報導重大案件的狀況下，至少希望媒體能夠基於審慎求證，不帶偏見地進行衡平且正確的報導。

  談到媒體喜愛捕捉家屬和被告的對立，周律師表示，審判過程不該是被告和被害人家屬的殺戮戰場，它不是被害人跟加害人，而是國家要怎麼對這個被告加害人給他一個適當的處罰，那是國家跟加害人之間的事情，被害人應該得到甚麼補償，是民事訴訟，被告要不要去賠償，被告要不要對他的行為表示歉意，但現實狀況中，這些往往都被混在一起，像近來幾件重大矚目案件，就有法官會在準備程序當中就把家屬找來，讓家屬自由發言或者是對被告的刑度表示意見，可是在準備程序中，連罪責罪名跟行為都還未確定的時候，就讓法院去傾聽這些告訴人的意見，或許勉強可以用整理爭點來解釋，但其實爭點整理應該是檢察官的工作，而當被告想要對家屬表示甚麼的時候，法官又會以不要作秀來告戒被告，其實整個過程只能說滿足了媒體趁熱報導的需求，並沒有甚麼實際的意義。

  Q.給想要加入死刑辯護工作的新手律師一些建議

  幾位律師就自己投身死刑辯護工作的經驗提醒，所謂新手律師接辦，多半還是會有刑案的辦理經驗，但死刑案件的強度較高，建議可以多方尋找資源，諸如考慮參考《與死刑拔河》乙書的內容，或必要時與當中的作者或社團聯絡。此外，律師們建議要多找其他律師幫忙或諮詢，除了可以分散壓力，在案件辯護思考上面透過集體動腦，也能想得比較周全，書狀或辯論時的表達方式亦可彼此參酌，呈現較為多元，更重要的是透過彼此經驗分享，有助於整體死刑辯護的精緻化。

  Q.持續投入死刑辯護工作對訴訟環境的改變

  幾位律師表示，國家在有法律人、律師的投入協助死刑辯護工作之下，漸漸的整個訴訟程序會比較嚴謹，也比較會去作一些以前從來不會做的事情，第一審比較能夠接受律師聲請調查，如果能夠有更多律師及法律人和專家的投入，對整體訴訟環境絕對是有正面的幫助。而且，投身這樣工作的過程中，幾位律師也表示看到許多嚴守分界謹慎舉證及持平判決的審檢人員，如果這樣的比例能夠更加擴大，對於整體社會環境公平正義的追求，絕對是正面的助益。

  Q.協助死刑辯護的意義

  對於協助死刑辯護的意義，周律師表示，當一個被告犯了罪，可是他知道這個國家仍願意提供法律協助，讓兩三個律師，義務的也好法扶的也好，繼續的支持著他，他在那一刻的感覺是，這個國家還沒有放棄他，當他知道這個國家沒有放棄他，他才會真正開始反省自己的作為，他不會再放棄他自己，或是他會去思索應該用怎麼樣的面貌，對於他所作所為有真實的懺悔和贖罪。可是如果沒有這樣協助，所有人都指著他：「你就是人渣，你就是王八蛋，你不配有律師」，他不會有一個基本的人的自覺。周律師說，這些被告不管最終是被判處怎樣的刑罰，可是經由司法協助的過程中，他知道這個社會還是有人在意他，有人關心他，還是有人把他當一個人對待，在這樣的過程中，給他這樣的對待、尊重，其實可以讓他在司法程序後，建立對人性尊嚴的尊重，讓他知道說，這個社會沒有放棄我！這是一個審判過程中很重要的回饋。而說穿了，當司法把所有的犯罪人當作人看並給予尊重，那這個審判才真的是一個好的審判。

  Q.參與死刑辯護的學習

  幾位律師都是中生代律師，死刑辯護案件的參與，是付出，也是學習，周律師就表示，站在一個辯方的角度，其實接一個死刑辯護的工作，剛開始會覺得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挑戰和試煉，因為畢竟自己在作的事情，很像在鋼索上面小心翼翼的讓自己與被告不要掉下去，而在這樣的工作歷程中他發現，固然被告犯了錯，但更多的時候，就如同顧立雄律師於模擬憲法法庭所談到的，被告犯罪常常是人生無奈的結果，當然有些被告不見得有這些無奈的過程，可是在大多數的案件，甚至在現在已經定讞的四十幾件案件裡面，你可以發現那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弱肉強食的縮影跟結果，所以最大的感受或學習，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很掙扎的在過日子，而自己只是比較幸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