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6/08/05

• 在山美部落看原民慣習與國家法律的競合

• 文／王舜薇 （文字工作者）

  「出門一趟，我怎麼能夠預先知道會獵幾隻回來？怎麼可能事先去報備登記？獵物都在你面前了，你會問它是不是保育類的，再決定要不要打嗎？」鄒族獵人安孝明說。

  乍聽之下有點玩笑的口吻，卻道盡了原住民狩獵傳統文化和保育概念，與現代國家法律之間的矛盾。在部落朋友的引導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和同仁們，親身走訪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部落，兩天一夜的短短行程中，試圖理解鄒族傳統的複雜內涵，以及與自然共存的哲學。

  山美(Saviki)為阿里山鄒族達邦社的一個小型部落，居民約七百人，有著獨特的高山漁獵文化。一九八〇年代，阿里山公路開通，帶動公路沿線工作機會和經濟活動，外部的人潮也開始進入部落，幾年下來，環境漸漸遭到破壞，特別是部落賴以為生的達娜伊谷溪。在部分族人的奔走下，自發成立了河川保育協會，讓溪流重現生機。

  一九九四年起，因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保育有成的達娜伊谷開始大力發展觀光，在台灣的部落營造中算是典範案例。如今每到周末假日，這裡總是有絡繹不絕的遊客，觀賞部落歌舞表演、品嚐風味美食、走訪達娜伊谷賞魚踏青，幾乎是標準行程。

  不過，天災對於山美部落來說，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九九六年，剛開放觀光沒多久，就遇到賀伯颱風；二〇〇三年的SARS疫情，也使部落整整一年門可羅雀；二〇〇九年的莫拉克風災後，達娜伊谷因山崩形成堰塞湖，河道拓寬，觀光資源遭重創，關閉一年多重建。族人對於災難習以為常，也形成一套與自然共存之道。

   

  部落的「保育」規範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溫英傑帶著我們走進枯水期的河床。在沒有Google map的年代，鄒族人用自然界生物和景觀定位，十八公里的達娜伊谷溪，從下游到上游，總共有二十個地名，依照不同的地理特色細分，比如「林果榕」、「蝦子」等，突顯該河段的代表性物種；還有一地，因為陰森、日照稀缺，被叫做「魔鬼的家」。以特殊物種、地形辨明所在，也是提醒族人不要涉足危險的地方。

  這裡是鄒族人重要的漁場。一九八〇年代以前，河川劃分給各家族管理，互不相侵犯，以毒魚藤毒魚時，也要顧及其他家族，在邊界灑鹽解毒，並嚴格規定只能捕食「真正的魚」---高山鯝魚，不能吃鰻魚等特定魚類。家族之間甚至會以部落禁忌、巫術來守護河川，避免過度濫捕，達到保育之實。

  溫英傑說，鄒族沒有現代環保的概念，環境提供生活所需，族人理所當然依照自然的訊息設定生活準則。例如看到鹽膚木開花，颱風就不會再來；虎頭蜂築巢低，表示不久後可能有颱風；螃蟹在路上爬，沒準大水要來；受傷了或者宿醉，只要敷塗或者服用路邊的野生葛藤，就能有效紓解。「鬼花」山芙蓉開花時期，則是鄒族鬼月，要謹守靈界規範，禁止下水漁撈。

  不同於現代國家法律以刑罰劃定行為邊界，部落以自然秩序來約束族人。阿里山管理處多次想把達娜伊谷收回管轄，但部落以生態「公園」而非「保護區」的名義爭取自管，也向林務局承租林班地，將河谷視為一個整體來使用與保育，爭取實質管理權，不要求土地所有權。鄒族人很清楚保育河川的目的，除了維繫捕魚文化、滿足飲食需求，也是為了發展觀光，「以前部落裡面沒有什麼年輕女性，發展生態旅遊之後，增加了工作機會，能夠吸引年輕人留在家鄉就業，盈收由部落共享」擔任導遊的梁錦德說。

   

  狩獵倫理

  然而，在商品經濟、資本主義進入部落之後，狩獵傳統與國家法律孰應主導，就更趨複雜與尖銳，這其中也有不少難解的灰色地帶，近期的布農族獵人王光祿事件即為一例。

  「沒東西吃就要出去打獵呀！」梁錦德說。一般漢人對原民狩獵的詮釋，要不斥為野蠻、要不將之浪漫化，但鄒族人有務實的理由，卻也非隨心所欲：「打獵不分季節，也不會隨便，因為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打獵之前要醞釀，也要占卜，尋求神的允許。」

  又如「焚獵」，並不是恣意與山林作對，而是必須慎選在水氣較多的闊葉林帶焚燒，不是在乾燥的針葉林焚燒，避免釀成森林火災。文化意義上，狩獵更是成長必經之路，鄒族男孩必須獨自成功獵取一頭山豬，才算「登大人」。

  地方導覽員、獵人安孝明跟我們解釋鄒族人的狩獵倫理：「未成年的獵物不會打，各獵場也有嚴格的界線，不可任意逾越，遇上會跑的獵物，就要跟獵場主人妥善溝通。」

  獵到山豬，哪些部位要留給獵場主人、哪些要分給族人，都有明確規範，「獵人的地位在於不斷分享的累積，成就他的名聲。」

  這些繁瑣細膩的內規，不斷遇上國家法律和動保團體主張的挑戰，打獵的突發性、不確定性，讓真正的獵人規避法律約束，以不向警局登記獵槍、不報備作為消極抵抗，拒絕生活方式被劃進現代保育和都會保安的範疇。然而，隨著商品經濟進入部落，狩獵文化也面對來自內部的挑戰，例如有些族人開始買賣動物，回應地下市場的需求，即便此舉違反傳統觀念。安孝明坦承，部落自身的約束力，已日趨薄弱。

  文化的流失在各族群中皆然。透過資深獵人安炳耀長老帶領，我們得以進入外人難以親近的鄒族「祭屋」。每年七八月小米豐收期間，部落會舉行小米祭(Homeyaya)祭祀小米女神，祭屋就是重要場所。牆上成排的山豬頭骨、下顎骨，顯示了此間主人馳騁山林多年的豐功偉業。安長老身上掛滿獸牙、獸皮製成的飾物與配袋，頭上戴著羽毛，跟我們解說每一種武器的用途，以及過往獵捕山豬的驍勇。他感嘆，即便保留有形的祭屋，但缺乏年輕人傳承，無形的部落知識和山林經驗，可能在不久的未來漸漸為人遺忘。

   

  文化抗辯的界線

  回到重點問題意識：「當原住民傳統與國家法律相衝突時，提出文化抗辯的界線在哪裡？」課程最後，林三元法官整理重要爭點，帶領大家思考相關議題。在王光祿案中，可以看到圍繞狩獵傳統的各項爭議，被法律切割成好幾塊：獵殺動物與野保法抵觸、使用獵槍違反槍砲管制條例、狩獵行為則牽涉原民傳統領域主權。

  傳統文化本身的豐富內涵、倫理約束，被法律切得支離破碎，導致爭議屢屢出現。「唯一解方是原民自治，把傳統視為『文化整體』去看待」林三元說。

  目前雖然有「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定政府在設置資源治理機關時，應該與當地原民部落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是到底要如何「共管」，如何具體處理原民慣習和國家法律的競合，至今仍存在相當多的模糊地帶。

  二〇〇七年，行政院會根據原基法第十三條，通過訂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原創條例)，二〇一五年三月通過子法，未來得以在不影響他人生命、權益前提之下以護衛傳統文化之名抗辯，為原民主張文化權提供法源依據。不過，仍需等待更多實務經驗和司法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