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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專題
  我國家事調解之發展及家事事件法實施後之契機
 
 

文/陳竹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與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摘要

隨著台灣的社會變遷,離婚及其相關課題包括夫妻財產分配、子女親權行使、扶養義務履行等,均在在考驗著傳統司法架構及社會福利體系之運作。本文首先彙整近年來國人離婚及親權行使之相關數據,並探討離婚升高之相關社會背景,期能呈現當前家庭問題的趨勢及鉅視面。為求對家庭糾紛有更配套化、人性化的司法處遇,司法院於2005年開始試行家事調解制度,爾後逐步擴展,截至2012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其中特色之一即在於擴大家事調解機制解決紛爭之設計,本文對此發展將有所介紹。然而,家事調解程序是否能充分回應國人日益層出不窮的家庭問題,亦必須回歸微觀面之具體案例及實際經驗,踏實感受及誠實面對既有家事調解機制之優點與侷限,方能有所突破,為此本文將以一同時涉及離婚、剩餘財產分配、扶養義務之個案為例進行分析,以求呈現家事調解運作之情境脈絡及突破之道。

 

家庭問題的新挑戰:國人離婚及親權行使之趨勢與途徑

在走向工業化及後工業化的路程上,世界各國離婚率往往隨著經濟發展、產業轉型等變遷而攀升。台灣之離婚率在1983年以前尚維持在千分之1以下,但從1974年起離婚率即持續攀升,2004年後雖有小幅波動但仍居高不下[1]。離婚率的攀升,並非單一國家之社會現象,相較於東亞國家,美國提早於1980年代達到高峰,日本、韓國則與台灣的趨勢雷同。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離婚率一向較亞洲國家高,然而自1980年以後已出現下降的趨勢。以台日韓三國來說,1980年代的離婚率仍低於西方國家,然而一路攀升的結果,2000年後至今,離婚率與美國已不相上下。至於台灣、日本、南韓之間,2000年後,日本的離婚率則已低於台灣和南韓(鄭郁芳,2009)。

關於現代化社會離婚率升高之現象,學者Lynn K. White分析1980年代美國相關研究,發現影響離婚之因素可歸納為三個層面:鉅視結構層面、人口及生命歷程層面、家庭動力層面,並認為後兩者(微視層面)雖能解釋個別家庭類型在離婚率上的差異,但社會整體離婚率的增加仍必須由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中找尋答案。至於鉅視結構中對離婚率的增長具有解釋能力的因子包括:法律的變遷(Law)、經濟循環(Economic Cycles)、家庭功能轉化(Family Institution)、性別比率變化(Sex Ratios)、性別角色調整(Gender Role)、社區整合弱化(Community Integration)、文化價值變遷(Cultural Values)等(White, 1990: 904)。類此,亦有我國學者認為台灣離婚率升高之現象得以由社會變遷的角度去審視:由於性別平等的倡導與逐步實踐,使得兩性均有更多教育機會,傳統社會所賦予特定性別的道德教條等封建思想枷鎖得以鬆動。在這樣的一個鬆動與瓦解中,人們的價值觀也跟著改變,使得離婚與再婚不再是一件如過往般羞於見人的事。再加上台灣兩願離婚程序簡易,因此也可能是離婚率上升的配套原因之一(蔡惠芳,2005)。

亦有學者提出:缺乏婚前家庭教育以及對於婚姻生活的錯誤認知,是導致離婚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國光,2004)。Norton and Miller的研究則指出,高離婚率的主要因素有:年齡太輕、認識交往的時間太短、父母的婚姻不快樂、親友不支持這段婚姻、背景明顯差異、宗教信仰不同、未建立良好社會參與、對丈夫妻子角色認定有異、社會連帶較弱等。此外,個人自由思維下的社會,合則來不合則分的意識高漲;相較於農業與工業社會,服務產業時代女性有較高的就業機會與經濟自主權,較不怕沒了婚姻,就好像丟了飯碗一樣恐懼;社會價值觀改變,對離婚者較不再帶著有色眼光,因為婚姻的失敗,不代表一個人一輩子的失敗等,均與台灣的高離婚率攸關(王筱雲,2005)。

於上述多元的社會因素之下,2000年以來國人結婚及離婚之對數可參考表1,就結婚對數而言,國人整體結婚對數大致呈現下降趨勢,少數例外如2004年(民國93年)因屬「孤鸞年」結婚對數偏低、2010年及2011年因為民國99年及100年受「長長久久」、「百年好合」諧音之影響而結婚對數偏高;相較於此,2000年至2006年之離婚對數則大致呈現上升趨勢,2007年起每年離婚對數亦均在5萬6千對以上。此外,就離婚途徑而言,相較於判決離婚,兩願離婚仍為國人離婚途徑之大宗,歷年平均約有九成之比率;另2009年起我國民法新增第1052條之1:「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婚姻關係消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亦即一般所稱之「調解離婚」,成為國人離婚之第三途徑,唯就目前相關公告數據,調解離婚統計上較不易獨立呈現之。由表1之統計數據,吾人亦可發現2005年起司法院試行之家事事件調解,在國人離婚途徑方面已產生一定之效益,以下將進一步詳述之。

 

表1:兩願離婚及判決離婚之對數及比例[2]

 

年份

結婚對數

離婚對數

判決離婚

兩願離婚[3]

對數

比率

對數

比率

2000

183028

52755

*

*

*

*

2001

167157

56628

*

*

*

*

2002

173343

61396

6089

9.92

55307

90.08

2003

173065

64995

7744

11.91

57251

88.09

2004

129274

62635

7873

12.57

54762

87.43

2005

142082

62650

7623

12.17

55027

87.83

2006

142799

64476

7584

11.76

56892

88.24

2007

131851

58410

6716

11.50

51694

88.50

2008

148425

56103

6465

11.52

49638

88.48

2009

116392

57223

5619

9.82

51604

90.18

2010

133822

58037

4898

8.44

53139

91.56

2011

165305

57077

*

*

*

*

 

 

家事調解的發展:從「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到「家事事件法」

台灣社會離婚率受到產業轉型、價值變遷、法令制度之影響,近年來均居高不下之情形已如上述,高離婚率時代下離婚及其相關課題包括夫妻財產分配、子女親權行使、扶養義務履行等,均在在考驗著傳統以訴訟為主流之司法架構及長年來國家司法與社會福利行政之各別運作之權力分立系統。2005年3月25日,司法院制訂及公布「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並自同年4月1日起生效,為我國家庭糾紛之處理模式帶向一個新的紀元:過去主要由典型法學教育出身的法官所處理之家事事件調解程序,自本要點施行後,改由法院選聘心理師、社會工作師、醫師、律師、具有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學經歷或家事事件調解專業經驗者來從事,這是國家司法開始與其他助人專業發展合作及夥伴關係的重要里程,亦使得國人之家庭糾紛,在必須走入司法程序時,有了新的選擇與契機。

第一年司法院依據「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擇定臺北、板橋、士林、新竹、臺中及屏東等六所地院為試行法院,遴聘具有心理、社會工作等學經歷之專業人員擔任調解委員,進行家事調解程序,內政部兒童局並提供調解經費補助。為評估「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是否續行及續行後修正之參考,司法院於2006年3月13日邀請內政部兒童局代表、參與試行辦理家事調解業務及對該制度有興趣之庭長、法官與會,召開「家事事件試行專業調解檢討會議」,列出五大議題,包括各試行法院調解作業程序是否一致、家暴事件宜否調解、調解委員於調解中進行資源轉介是否適當、如何加強宣導工作及試行要點之修正等項目[4]。經整理評估後認為家事事件調解值得持續推展,故2006年4月1日起再增加苗栗、雲林、台南、高雄及基隆等5所試辦法院。在二年試辦期間將屆之前,司法院派員實地巡迴觀察各試辦法院運作,深入了解各法院實際執行狀況,並決定自2007年4月1日起在離島以外之18所地方法院全面試辦家事專業調解制度[5]。2008年3月27日,司法院並進一步公佈「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取代「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將原本之試行方案改為全國辦理。

由上述表1之統計數據觀之,2005年4月1日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起,歷年適用訴訟程序之判決離婚對數及比率均逐步下降,截至2010年適用訴訟程序之判決離婚對數已降至4898對,比率亦降至所有離婚途徑之8.44%。為求對家庭糾紛有更配套化、人性化的司法處遇,2011年12月12日以「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之家事事件法由立法院三讀通過,2012年1月11日總統公布全文200條,並由司法院定於2012年6月1日施行。家事事件法重要特色之一,在於擴大家事調解機制解決紛爭之設計,期勉法院透過調解制度協助家事事件之當事人,以訴訟程序及裁判外之替代方式徹底解決家事紛爭。從而,除該法第3條第4項所訂丁類事件因具高度社會公益性或當事人無處分權而未適用強制調解前置原則外[6],其餘甲類、乙類、丙類、戊類事件於請求法院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當事人逕向法院請求裁判者,視為調解之聲請,縱屬丁類事件,除別有規定外,當事人亦得於請求法院裁判前,聲請法院調解(家事事件法第23條)。此外,家事事件之調解程序,由法官行之,並得商請其他機構或團體志願協助之。調解成立者,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效力(家事事件法第27條、第30條)。

家事事件法擴大家事調解機制解決紛爭之設計,是否能充分回應國人日益層出不窮的家庭問題,則與調解團隊之運作息息相關,家事事件之調解除由法官負責程序之主導外,與民眾及當事人直接接觸、互動並影響事件發展之關鍵者即為家事調解委員。家事事件法第23條規定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者為調解委員,故調解委員面對已訴請法院裁決、往往是處於熱鍋上的家庭之當事人,如何兼顧過程之和平、性別平權及多元文化之落實,力求達成合乎情理之合法解決方案,以從中提升雙方之信服度、自動履行率,並以此基礎於司法程序終結後發展如合作式父母之良性互動,誠有賴委員之多元知能與素養。依照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第4條,家事調解委員除應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外,尚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品行端正,著有信譽。二、對調解工作富有熱忱。三、生活安定且有充裕時間。四、身心健康有說服能力。五、具有豐富社會知識經驗。六、曾任法官。七、心理師。八、社會工作師。九、醫師。十、律師。十一、具有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之學經歷。十二、具有家事調解專業經驗。此外,家事調解委員受聘任前,應接受司法院所舉辦之專業訓練課程至少三十小時;任期內,應接受司法院或各法院每年定期舉辦之專業講習課程至少十二小時,並依法院通知參加座談會(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第5條)。

關於家事調解之相關規範,除上述家事事件法、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外,尚包括家事事件法施行細則、家事事件審理細則、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等,此外家事調解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調解程序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2條第3項),共同構築家事調解程序之經緯。其中家事事件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本法施行前,已進行調解程序之家事事件,於本法施行後,應依本法行之。」,亦宣告程序從新之原則而使我國家事事件之調解邁向新紀元。

 

家事事件法實施後家事調解之新契機:一個本土案例的省思

以下將於保密原則下,透過改寫方式以一同時涉及離婚、剩餘財產分配、扶養義務之個案為例進行分析,以求呈現家事調解運作之情境脈絡及突破之道。

一、案例敘述

原告A女士向其夫B訴請離婚,訴之聲明尚包括請求贍養費100萬元,起訴狀並陳述其夫B長年於婚姻關係中之不是,包括家暴、外遇等。調解當天A女士由其成年女兒C陪同前來,B單獨前來。B陳述其對於婚姻亦無維繫之意,但否認其妻於訴狀之之指責,而有另一番說法,並表示夫妻現仍同住登記妻名下之不動產,離婚後若要求其遷出,為求安頓其主張分配剩餘財產取得該不動產價值一半之現金,然雙方對不動產價值有爭執,妻並表示該土地房屋未來將被徵收。雙方有所爭議之際,成年女兒C提出一份紙本契約,載明B若同意配合辦理協議離婚登記並遷出另覓住處,C願意按月給付B扶養費1萬元,契約上並有ABC三方簽名,故A、C認為B既然簽名便應履行。B則表示其無法信賴該契約內容,認為一旦履行離婚登記及遷出,C之扶養費給付很可能中斷,對其毫無保障,從而主張女兒C對其之扶養義務應以一次給付現金或為其購屋之方式履行。

二、案例探討

(一)說明義務及尊重當事人意願原則

依照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第3點:「家事調解委員應於調解程序前先向雙方說明家事調解之目的、優點及程序,尊重當事人及關係人參與調解之意願;並說明任一方或調解委員皆可隨時暫停或終止調解程序。」,類此,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第9點亦規定:「行政團隊得以言詞、書面或其他方法簡介調解流程,鼓勵當事人進行調解,並促成兩造到場。寄發第一次調解期日通知書時,並應附具調解相關說明資料。」,第10點則規定:「調解委員行調解時,如認無成立之望,或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者,應於調解紀錄表記錄調解不成立並報請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處理。」。由此觀之,家事事件法雖極度擴大強制調解之範疇,但調解程序之開展仍以尊重當事人意願為基礎,為此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第9點再次重申:「家事調解委員應尊重當事人及關係人之意願及其想法,不得強迫當事人及關係人進行或成立調解,或撤回訴訟。」。

然而,家庭紛爭之當事人決定進入司法程序,往往表示已嘗試過各種家庭協議或社會調處,而認定與對方無對話空間,並認為調解徒增舟車勞頓。為免因此喪失家事調解美意,行政團隊於期日前之說明、鼓勵並促成兩造到場便相當關鍵,否則若僅一造到場或兩造均不到場,程序便無從進行。此外,家事調解委員於調解程序前先向雙方說明家事調解之目的、優點及程序,亦頗為重要,目的、優點包括調解相較於訴訟程序之好處,如不如訴訟般因可上訴、抗告而較冗長但仍可具備確定判決之效力;程序說明則包括撤回之可能、調解成立或不成立之效果,經驗上當事人多會詢問調解不成立而依訴訟程序審理時,約何時會開庭、約多久會有一審判決等問題,雖影響因素頗多,但建議各法院可研擬供調解委員約略答覆之方式。此外,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除非另有書面協議,否則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家事事件法第31條第5項、第6項),亦值得說明。以臺南地方法院為例,就此已製作例示之說明稿供委員運用。

 

(二)闡明權之轉化與平允方案之形成

誠如上述,家事調解必須兼顧過程之和平、性別平權及多元文化之落實,力求達成合乎情理之合法解決方案,以從中提升雙方之信服度、自動履行率,亦即必須超越金額談判之調處模式,而就各方權益予以說明及協調。以本案而言,恐不宜直接進行勸導A將贍養費100萬之請求降低,或勸導C將每月10000之扶養費提高等金額談判,而須先就各方實體及程序權利予以闡述。就此,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第4點表示:「家事調解委員在調解程序中,應維持雙方權利均衡,當權利失衡時,應採取相當措施,維護當事人之權利保障。」,第10點表示:「家事調解委員應本於雙方之最佳利益,如涉及未成年子女,並應優先考量子女之最佳利益,協助雙方成立調解,不得故意曲解法令或為欺罔之告知,致誤導當事人為不正確之判斷。」,亦即家事調解之程序及結果,仍應以法令正確告知並維護當事人之權利保障為目的。

此等權利維護之精神,亦可參考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之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求之事由,究為防禦方法或提起反訴有疑義時,審判長應闡明之。」,本條雖屬審判長職權,但參酌上開倫理規範,則家事調解程序亦宜適當就各方實體及程序權利予以闡述,觀諸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52條規定:「調解時應本和平懇切之態度,對當事人兩造為適當之勸導,就調解事件酌擬平允方案,力謀雙方之和諧。」,則平允方案之形成,亦須以實體法及程序法所規範之權利義務為基礎,而兼顧各方權益之調解方案,亦契合家事事件法統合處理家庭糾紛之初衷。有鑒於家事調解貴在融合各領域專長,故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第13點表示:「家事調解委員就調解事件之法律或家事調解專業知識不明瞭時,應請求法院協助。」,第12點則表示:「家事調解委員宜具備科際整合跨專業團隊工作之能力,並應尊重其他專業之意見,共朝當事人、關係人及其子女最佳利益合作而努力。」,就此,例如可由司法事務官到場協助釐清雙方實體法及程序法之權利義務關係,或以雙調委搭配之方式使熟悉相關法律規範之委員參與之。

以本案為例,各方權利包括:1.原告A關於贍養費100萬之請求,經委員委婉向其說明依民法規定請求人須無過失,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方得請求他方給與相當之贍養費(民法第1057條),並請其斟酌婚姻實況後,原告A表示這部份願意撤回。委員另說明若婚姻中有合於侵權行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情形,則其亦有請求權,就此原告A表示主要目的在於離婚,金錢部分可不請求。2.夫B對妻A名下不動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雙方雖確認該不動產為婚後購入,但因妻主張夫有外遇、家暴情事,故委員亦向雙方說明平均分配僅是原則,若法院認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仍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民法第1030條之1)。(3)父B對女C之扶養費請求權,依照原告訴狀及A、C於調解程序之表述觀之,似有構成民法第1118條之1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致顯失公平之減輕或免除事由,此外,民法第1117條亦規定直系血親尊親屬向卑親屬請求扶養,仍以不能維持生活為限。故委員亦就此等與雙方權利優關事項予以懇切闡述。(4)調解程序中成年女兒C提出一份紙本契約,載明B若同意配合辦理協議離婚登記並遷出另覓住處,C願意按月給付B扶養費1萬元,契約上並有ABC三方簽名。然1985年起協議離婚必須以夫妻雙方親自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為生效要件,故縱使AB已有離婚之書面合意,但B拒不協同辦理離婚登記,依司法實務見解A尚不得起訴請求B配合前往登記[7],從而委員亦向三方說明此份書面契約之法律效力。

 

(三)以事實為基礎之調解程序及平允方案

無可否認,家事調解程序一方面經常面臨各說各話之窘境,一方面所謂平允方案之形成及當事人權利之維護,亦不得悖離基本事實。然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1項:「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亦即調查證據係屬法院職權,尚非調解委員權限。就此若雙方當事人主動或自願提出之事證,較常見者如親子相處照片、家庭聯絡簿、傷單等,調解委員應可斟酌作為形成平允方案之基礎,部分癥結點所涉及之事實狀態,如與扶養費攸關之未成年子女每月開支情形,亦可建請實際扶養之一方提供明細,如其願意提出並經雙方討論,則亦可作為形成平允方案之事實基礎。

以本案為例,就父B對女C之扶養費請求權,暫且不論認定上難度較高之民法第1118條之1,就民法第1117條之規定而言,B父必須不能維持生活方得請求女兒C扶養,然調解程序中B父表示現有工作,只是不知退休後經濟生活是否有保障,故其收入及資產情形,便與本案平允方案之形成攸關,否則若略此不論而成立C應支付扶養費之調解,則在資訊發達之今日,爾後C亦極有可能了解其權利及B之收入及資產情形而生不平之鳴並拒絕履行。就此委員似可闡明法律關係後,詢問B是否自認現有不能維持生活之狀態,或有提出相關資料之意願,以作為形成平允方案之基礎。

此外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8條:「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另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46條規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之調解,法院於必要時,得命家事調查官先為特定事項之調查。」,第57條規定:「行調解時,為瞭解當事人或關係人之家庭及相關環境,於必要時,法院得命家事調查官連繫社會福利機構,並提出行調解所必要事項之報告。」,均使得家事調查官得於法官指揮下於調解程序中提出行調解所必要事項之報告,亦是今後落實以事實為基礎之調解程序及平允方案之重要管道。

 

結語

相較於以攻擊防禦為本質之訴訟程序,家事調解較能避免家庭成員彼此傷害之加深,且家事糾紛之處理結果與財產爭議不同,往往後續尚有長久時間需要家庭成員彼此協力之處,故強制將調解程序安排於訴訟程序之前,誠有其體察家庭糾紛本質並關照人性及子女利益之基礎。然考量調解成立者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效力,故調解程序仍應維護當事人實體及程序權利。情理法兼顧之調解誠屬不易,其效益之追求及檢視,亦有賴回歸微觀面之具體案例及實際經驗,踏實感受及誠實面對既有家事調解機制之優點與侷限,方能有所突破。家事事件法及相關子法之建構及施行,對家事調解有更多的期待,也為家事調解帶來許多新契機,此等機制是否能有效運作,尚待法院行政團隊與來自各界助人專業的調解委員不斷地謀合並累積及分享經驗,於此過程中形成更體察與關照人性及家庭的法律實踐。相信只要方向正確,這是一條值得持續付出的道路。

(參考資料請詳閱法扶官網-出版品法扶會訊:www.laf.org.tw)

 

 

參考書目

1.White, L. K. (1990),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904-12.

2.王筱雲(2005),《離婚者的調適之道與新契機》,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50期。

30司法週刊(2006),「秘書長勉以裁判外方式徹底解決紛爭」,司法週刊1278期。

4.司法週刊(2007),「96.4.1起離島外18所地院全面試行家事專業調解」,司法週刊1330期。

5.徐國光(2004),《婚姻與家庭》,台北:揚智

6.蔡惠芳(2005),《婚姻問題之探索與輔導》,輔導季刊,第41卷,第1期,第38-46頁。

7.鄭郁芳(2009),《影響台灣民眾離婚態度變遷之研究:年齡-時期-世代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此處之離婚率係指「粗離婚率」,計算方式為當年之「離婚對數/年中人口數」。

[2]統計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gender.aspx/;司法院,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瀏覽日:2012/06/22

[3]2009年起民法1052條之1所新增之調解離婚。

[4]請參考司法週刊(2006),「秘書長勉以裁判外方式徹底解決紛爭」,司法週刊1278期。

[5]請參考司法週刊(2007),「96.4.1起離島外18所地院全面試行家事專業調解」,司法週刊1330期。

[6]丁類事件包括:一、宣告死亡事件。二、撤銷死亡宣告事件。三、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四、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五、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六、定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七、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許可終止收養事件。八、親屬會議事件。九、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繼承事件。十、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十一、兒童、少年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事件。十二、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事件。十三、民事保護令事件。

[7]請參考最高法院民國755月份民庭庭推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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