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扶叢書010《求其生而不可得？》推薦序
殺人者死，能否帶來公平正義？

文／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務部犯罪受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督導、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民間委員）

我們至今無法真正明白人為何殺人。在個人或集體層次，殺戮從來沒有從號稱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人類社會消失。究竟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何等程度的瘋狂，人格的扭曲、變態、崩毀，才會讓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步上殺戮之途？那是人類理性邏輯思考可以抵達的地方嗎？而面對殺了人的人，集體社會應該如何處置，才是符合公平正義，並能使社會更加安全的做法？

他們的確做了恐怖至極的事。殘暴的殺人手法，讓人覺得泯滅天良，毫無人性。但在旁觀者的殺戮衝動被挑起，亟欲以殺止殺地報復之前，我們是否願意花些時間了解加害者的人性是如何被泯滅的？同時陪伴悲慟中的受害家屬探查，療癒止傷的可能路徑在哪？將加害人處以極刑，是否能夠平息受害家屬失去親人的無盡創痛？

本書作者嘗試在一次次核彈等級的人性爆炸發生後，帶我們重返這些「爆掉」了的人們的生命經驗現場，幫助讀者看見，在成為殺人犯之前，他們其實是底層，孤寂，受辱，絕望的痛苦靈魂。 

何以死路竟成唯一「出路」？

A男，十三歲被迫輟學，做粗工扛家計，工傷耗損了身體，無經濟後盾，情感依附岌岌可危。陷入精神疾苦，一心求死，卻連自殺都失敗，最後生出以殺人作為終極自殺手段的荒謬念頭，進而著手實行。

B男，童年一路受挫成失意中年，成為家人口中的問題人物，不經意的貶抑、譏諷，點滴積累成狂暴怒火，一把燒死無法令他感受到愛和尊重的全家老小。疑有精神障礙，一心求死。

C男，一無所有，流落街頭的老人，不知何以誤會了「恩人」答應要給他工作和住所，期待破滅後，憤而燒死了給他最後一絲希望感的「恩人」一家。

D女，十五歲來台灣工作，受不了台灣家庭把看護工當成奴工，遂成逃跑外勞。透過婚仲與台男結婚，不懂處理華人家庭衝突，遭丈夫家暴，被親兒歧視，妄想症發作，錯把殺死丈夫兒子當成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無處是家，獄中只想自殺。

E女，原是極愛孩子的模範單親媽媽，長年獨自照顧一雙幼兒，不堪失去自由、經濟困厄的折磨，亦擺脫不了憂鬱症及酒癮的糾纏，內外交迫下，以為唯一的解法是殺死小孩再自殺。小孩死了，命被醫師救回，被一審法官判處死刑，最終無期徒刑定讞。

F男，外省原住民混血兒，自幼在家中受虐，在學校被霸凌，功課好但礙於家境無法升學。欠缺社會經驗，遭同學以工作為名騙誘、脅迫，狹持，陷入當代人口販運深淵。一次衝突後，累積的悲憤在酒精助長下衝破理智防線，未經思考便殺人、棄屍、縱火、逃逸。清醒後，無盡懊悔，但一切已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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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避免複製不義

這些殺人者，究竟是情有可原，還是死有餘辜？反覆疊加的生命逆境，被凌虐至狂亂失序，可以構成殺人的理由嗎？他們究竟是需要被懲處，被醫治，被毀滅，還是被幫助？我們該如何錘煉出足以捍衛人權基本價值的道德量尺，打造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司法體制，以集體的力量修復殺人案件發生前業已破碎，事後更加崩毀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世界？

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勞永逸的建議，幸好。因為快速有效的解法並不存在。台灣不論在威權統治時期或民主化後，凡執政者、執法者欲速斬速決，以求自保或平息眾怒時，極易誤入有罪推定歧途，促使冤獄發生，令人枉死。暴力往往發生在一瞬間，正義卻需要緩慢謹慎才可能實現。
作者訪問了幾位堅守專業倫理和人權精神的律師和法官，他們拒絕屈服於鄉民正義速審速決的壓力，花時間進入殺人者的生命，釐清犯案脈絡，爬梳讓他們一步步走向絕境的歷程，審慎評估他們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到什麼程度？哪些是國家應當扛起、卻未承擔的責任？公民社會的集體責任又在哪裡？我們的社會若是繼續高舉經濟競爭力，維繫社會不平等和各種歧視，拒絕向輟學少年、外籍奴工、家暴受害者、孤苦無依者、重度精神病患、長期受欺凌壓迫者，提供必要且及時的援助，未嘗不是無意中參與了一個殺人犯的製造過程。 

修復式正義：終止殺戮暴力的循環

倘若社會大部分成員相信「殺人者死」應被奉為司法最高指導原則，認為殺人行徑等同於喪心病狂，而社會必須取其性命才得以保障安全，那麼於白色恐怖時期違犯軍審法、直接介入審判，輕易地奪去上千人性命的蔣介石，以及當時任特務機關首腦，致使無數家庭家破人亡的蔣經國，是否都應被視為殺人魔王，被眾人唾棄？然而，君不見他們兩位至今仍被許多國人奉為勤政愛民的英明領袖，而被社會大眾指為殺人魔者，盡是失魂落魄的底層生靈？難道借執法者、執刑者之手遂行系統性迫害，因位高權重僅需下令、不勞親手血刃的殺戮，比較文明高尚？這是否意味著「殺人者死」的信念遇到有權者便會轉彎，進一步被強者作為壓制與排除弱者的工具？

當年威權統治者的濫捕濫殺，是出自國共激烈內戰對敵人勢不兩立的仇恨，是唯恐統治正當性堪慮的政權被顛覆的憂懼與被迫害妄想。這樣與現實脫節的深層恐懼、焦躁，其實跟本書中述及的殺人者們的心境十分類似，只是後者在生命中面臨的磨難、孤絕與險惡，甚至較前者來得更為真實。同樣地，每當重大刑案發生，鄉民們喊打喊殺時，不過是企圖鎮住自身的驚惶，希望可以從他人代為執行的殺戮幻想中，獲取短暫的掌控感、蒼白的秩序感和虛渺的安全感。只是，受到威脅而生的焦慮感，對於安全感的強烈渴求，是否足以證成殺人的正當理由？或許，個別加害者、威權統治者、網路鄉民三者殺人衝動間的距離，比我們原本想像的更為接近。我們在殺人犯身上看見的恨與復仇的強烈渴望，並沒有在一般人的意識深處消失，「我們」跟「他們」的差別，很可能只是我們的人生機緣，給予了我們可以將那殺人衝動成功地壓制下來的條件和養分。

我親愛的台灣社會，在某些議題上十分進步，但在廢死方面的思維則近乎前現代國家。每回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必要爆發間歇性集體思覺失調狀態。心中只有點閱流量、罔顧新聞倫理的媒體大肆渲染輪播，製造恐慌、焦慮，為已激憤的群情澆油添火。急著斬妖除惡、四處找代罪羔羊的網民，總不會錯過湧進廢死聯盟粉專狂罵，彷彿人是根本還沒有成功的廢死殺的，或是他們指使的。都忘了台灣的死刑還好端端的，而且每當選情低迷就可能被執政黨拿來當成護國神器揮舞。只要判決不符期待，謾罵怒火便轉而燒向法官、政府官員，抱怨政府拒絕滿足借體制殺人的報復衝動，卻渾然不知，這失控恐慌導致的思考不能，及其伴隨的報復殺戮衝動，不一定能平復受害者的創痛，卻足以說服有精神困擾且一心求死的人，殺人是借集體之力通往成功自戕的保證。

反對死刑，完全不等於支持殺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反對殺人，反對不經思考，用復仇暴力衝動的瘋狂邏輯處理重要生命議題，才需要支持廢死。何況，歷史經驗與各國重要學術研究都說明了，企圖以暴制暴，妄想以殺止殺，只會增強暴力殺戮的循環。斬除惡人無法讓我們高枕無憂。死刑的執行，只是讓社會集體一起完成一次殺戮衝動循環，但這個決定極可能遮蔽了亟待解決的複雜社會心理問題。希望本書的出版和閱讀，能召喚更多社會成員一起加入必要的深度思考旅程，好避免復仇怒火將社會關係燒成一片焦土，且讓理解和連結逐步緩解恐懼和傷痕，更從傷口中長出彼此支持與滋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