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Legal Aid Foundation
貧窮觀測站#18
勿把移工當奴工 拉低台灣薪資
文／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
一九八○年代，因台幣升值、產業結構轉向資本密集，且勞基法開始施行，勞動成本增加，許多企業外移到勞動成本較低國家。政府為了留住企業，同意工商團體建議開放引進移工。
一開始為了平息勞工團體及社會疑慮，宣稱僅開放國人不願意做，但必須有人做的工作，例如骯髒、危險、辛苦的「3K產業」，並且採「補充性」原則。但自一九八九年正式核准外籍移工來台後，移工在台工作的人數便快速增加；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間，移工人數增加達6倍之多，由4.6萬人迅速增加至24.8萬人。法令不斷鬆綁，早期嚴守「補充性」原則的政策框架，因產業缺工及台灣高齡化的照顧需求，被迫數度鬆綁，至去年總移工人數為72.8萬人，高於原住民人口數58.4萬，已是閩南、外省、客家外的第四大族群。其中產業移工為50.6萬人、社福移工為22.1萬人。
勞工團體質疑移工大量被引進後，企業因有獲利而減緩在資本及技術上的投資，不利國內產業升級。基層勞工受移工引進的影響最大，特別是原住民勞動者首當其衝。原本立意填補產業缺工的移工，被國內勞工視為失業與薪資停滯的禍首。
瑞典曾發生營造公司雇用愛沙尼亞勞工，給予低於瑞典勞資協議之工資，全國工會聯盟向該公司提起不平等訴訟。爭議鬧上歐盟，卻被依《歐盟里斯本條約》因不低於愛沙尼亞薪資，判定雇主並不違法。打破瑞典「協議工資鐵律」，擋不住外籍低薪勞工的入侵，工會批評這是瑞典執政的社民黨放水所害。
二○一五年勞動部委託學者賴偉文、辛炳隆、陳晏羚研究，以移工為主題的《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因應策略》。
結論摘要如下：
1、因為引進移工對本國基層職類別的工作機會存在替代效果，導致非技術勞工的薪資水準降低。
2、企業工會的效力不彰，連帶影響台灣薪資水準的低潮，造成勞工加入工會意興闌珊，進而反映在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組織率的下降。
3、長期低迷的薪資水準，薪資不具備競爭力，導致人才外移。
4、一昧追求降低勞動成本，造成廠商忽略產業創新所帶來的附加價值，導致產業競爭力的下降。
美國人權報告-連續8年將台灣列為剝削移工人權的國家
美國人權報告自二○一三年起，年年都將剝削外籍移工及屢次發生性侵害與性騷擾移工事件，列為台灣主要人權問題，成為台灣長期的恥辱。該報告加註優先建議，從二○二○年至今年，對於台灣的建議幾乎完全一樣，代表台灣的移工人權問題依然沒解決、未改善。
二○二一年報告指出，移工多數透過仲介公司媒合來台，背負高額仲介費的剝削，遭受不當待遇也不敢申訴。依照我國現行法規，招聘移工過程中的登記費及仲介費，應由我國雇主負擔，且已明文禁止國內仲介公司再向移工收取仲介費。
但最近美國英文雜誌《外交家》發布一篇深度報導，指名我國知名跨國企業華碩公司旗下亞旭、六和機械、湧德電子等子公司涉及「強迫勞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定義，債務束縛、扣留身份文件、恐嚇威脅、濫用勞工弱勢處境等都屬於「強迫勞動」。
華碩子公司的移工需自行負擔仲介費，並常遭雇主恐嚇、懲罰，甚至沒收護照。受訪移工表示，除了每個月都要支付台灣仲介費，他們來台之前，也先向其母國越南仲介支付超過6000美元（約新台幣19.4萬元）才獲得工作。所有人都被迫借錢來付這筆費用，有些人甚至不得不抵押家產向銀行貸款。在台灣，我政府仍放任台灣仲介收取仲介費、借款高利率、保管護照和工作簽證，綁定特定雇主，以利雇主剝削。觸犯了ILO強迫勞動，使民主蒙羞。
我國「家庭看護」和「境外聘雇漁工」排除在《勞基法》之外，歸屬於《就業服務法》。依聯合國《所有移民勞工及其家庭權利保障國際公約》(ICMW)，載名移民勞工無論身份合法或非法，都應享有「國民待遇」而非「最低基準」待遇。家事移工基本薪資僅為20000元，低於勞基法基本工資26400元，這是政府帶頭違法所致。
獨立媒體《報導者》多次揭發遠洋捕魚移工遭不人道剝削、暴力事件。監察院曾調查多起涉及漁工強迫勞動情事，而《八尺門的辯護人》連續劇，詮釋原住民、外籍移工、死刑、官商勾結議題，旨在指陳我國人權的缺失；不論企業、海上作業、家庭照護移工都嚴重涉及違反「強迫勞動」。如違反美國《2015 年貿易便捷暨貿易執行法》，美國海關將禁止由奴工及童工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台灣屬遠洋漁獲大國，漁產外銷美國將受重大影響。
移工無勞動人權任由剝削的處境
資方迫使政府引進移工，用意在抑制本國勞工薪資、降低人力成本，增強競爭力，獲取更大利潤為目的。依照資本主義經濟學供需定律，只要增加勞力供給，當供給大於需要，勞力價格就會下降。而且移工薪資越低，雇主更想增加雇用，本國薪資就會連帶地被拉低。
每次基本工資審議時，資方代表一再要求「移工薪資應與基本工資脫鉤」，目的在降低移工成本，增加聘僱，壓低整體工資。移工薪資更低將加速本國勞工薪資下降，台灣薪資倒退16年前以茲可證，筆者多次發聲戳破資方此陽謀，讓勞方代表免予上當。試想家務與看護移工薪資少於基本工資25%，又是全日、全年無休，相對地本國看護和家事勞工工資勢必被拉低，致使本勞缺乏工作意願。
因此《國際勞工公約》及聯合國《移工國際權利保障公約》，都特別強調「國民待遇」，旨在防止相對剝奪拉低整體工資的防範。至於「自由轉換工作或雇主」的權利項目，在《就業服務法》實施後，白領外籍受僱者在台工作，無年限的限制，也能自由轉換雇主，其享有的自由，與台灣勞工一樣。但事實上，藍領外籍移工卻活在另一個世界，不僅留台工作有最高的年限，更面臨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和工作，此即涉及嚴重違反「工作自由」的勞動人權。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製造業、看護和幫傭等藍領移工，在台工作許可期為3年，許可期限截止後，雇主可再申請展延，但在台累計工作時間不得逾12年，期限一到，雇主就得更換外勞。但如果被看護者往生、企業經營不善而裁員，移工就面臨被遣返回國，這對來台前已借貸鉅額仲介費的移工，無異於死路一條，從而逼使移工被迫放棄「合法身分」，轉為失聯無證黑工，逐年增加。目前移民署統計失聯移工已超過8.3 萬人，將近移工總人數的12%，事態嚴重卻無法抑止。
修法後，同意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船舶被扣押、沈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者；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經勞動部核准，始得轉換雇主或工作。外籍看護工在聘僱期間想轉換雇主，必須新舊雇主都同意才可以合意轉換。看似鬆綁卻仍受制於雇主，稱不上移工自主的自由轉換。
二○二二年四月起實施《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及修改《入出國及移民法》，較符合《移工國際權利保障公約》的精神 ，亦即勞工不應被當「用過即丟」的免洗碗筷，在符合一定條件下，至少可以取得永久居留身分，並享有若干住民或公民的權利與福祉。
長照權益監督聯盟於二○二○年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的說帖，主張外籍家庭看護工應納入長照體系，並由長照機構作為雇主，類似瑞典模式。值得執政者重視，如此才能根本解決家庭式照顧所衍生的外籍家庭看護工被濫用，勞動權益被漠視、人權被侵害的問題。
先進國家並無禁止移工組織工會。勞工的團結權不能以本國公民為限，既經合法引進的勞工就有權利發起和參與工會，行使勞動三權：團結權、締結團體協約權及行動權。如賦予各國移工組織工會及工會聯合會，服務移工處理爭議，才真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共享民主自由，就不會發生強迫勞動、遠洋漁工海上喋血暴力事件，也能洗刷奴役移工黑名單的恥辱。
中國於戰國時期秦國發生呂不韋和嫪毐之黨徒為亂，因兩人皆非秦國人，秦王遂下逐客令，驅逐所有六國籍貫客卿。楚國李斯寫給秦王政《諫逐客書》，闡述說明為君「有容乃大」的重要性，可招來各國人才，國家才能夠富強。秦王因而廢除了「逐客令」，命人追回李斯，任命為客卿。李斯為秦王制定了「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策略。借力移工李斯的幫助，秦王才能成就歷史霸業。
當今，四小龍和日本都面臨少子化壓力，搶移工補足缺工問題，形將更趨激烈競爭。我國可憑自由民主開放的移民文化，加上完善勞動人權保障，才能近悅遠來，發揮移民國家特色優勢，吸引各國優質人才前來，使國家強大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