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扶叢書010《求其生而不可得？》推薦序
活有餘辜

文／馮喬蘭（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到目前為止，我對本書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莫過於翁國彥律師在法庭上被當事人丟寶特瓶。想起來，我就忍不住為了荒謬而失笑。

試想那場景，辯護律師為當事人交保事宜向法官提起當事人「病況」，妄聽妄想，思覺失調，需要其他考量，不能依一般「正常」狀況說他惡性。而當事人聽著聽著，明明律師要幫我，怎麼又說我生病，為什麼要讓法官認為「我有病」。有病！多難聽啊。一火大，就拿起水瓶丟要幫忙自己的人。這一丟，正好又證明自己的病況，律師還不宜直接說：「法官，您瞧，這不就是當事人的病況展現嗎？」只能有禮貌地，閃著水瓶地，繼續向法官說明。

寫到此，且讓我先向書裡的律師、法官們致敬。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當然要致敬。

回到那場景。如果我說，丟水瓶，是當事人求真求善，想要當好人的具體表現。你應該不至於想丟我水瓶吧。難道不是？因為如果不是追求尊嚴，想要被認定是「正常」人、「好」人，又何必生這氣。在他的軌道裡，沒有什麼為了「討好」或「求生」就得假裝什麼模樣的這種算計，他覺得自己沒病就是沒病，不管是不是因為要求交保。律師很清楚，也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事人有其無辜之處。而這也許就是那問出「被告都說自己沒病了，你為什麼要說他有病？」的法官，還沒有了解的地方。

​Image by Hans from Pixabay

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彌補教育體制本來該有的努力。我們是國民教育在學率達九十八、九十九％的國家，本來教育體制應該是要理解人進而發展人的地方，但卻成了競爭篩選的地方，如果你沒辦到，就是你有某個問題，而這當然不是理解，這只是評判。沒考好，是你不用功，是你貪玩，是你沒複習。遲到，就是你懶惰、沒規矩、不在乎學習。是評定，而不是試圖去理解。這麼高的在學率，就表示有這麼多人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長大成為習於評定或被評定，卻不知如何理解，甚至誤以為「理解就是放過錯誤」的大人。

社會上許多議題的推動，體制的改革，當然也都有彌補教育體制的作用，但在法庭上，令人特別有感。如果在法庭上，對於殺了父親，宣稱沒有悔意，在警察訊問「你拿菜刀砍殺之男人為何人？」時回答「是我親愛的父親」的這樣一個罪犯，以審判為由，試著拉開理解的空間，是不是更有機會讓我們知道，如何在進到法庭前，也能好好運用理解的機會。審判之所以為審判，總要先審之，而不是直接跳到判。所以這個審也不會只是審法律規定，而是審「人」，要推究、要深析，要理解，才好審度判決。

正義的追求，最好是以理解為基底，而不是評定而已。

但看到書中許多案例，還是有很多不理解之處，想追問吧。

想問：陳昱安的自殺行為跟他殺死父親，是否有同構之處？是否都來自於做不到、被否定與自我否定的痛苦？而即使可以說是同構，那又代表什麼？為什麼說：是我親愛的父親？這是嘲諷還是悲傷？處在什麼狀態？那縱火的翁仁賢知道王寶蒞律師會買書，於是指定他；知道王律師要非常上訴不讓他死刑，於是解除委任他。這翁仁賢看似自我中心的極致表現，背後代表什麼價值觀？他所以為的自主選擇，是否為真？對家人過世沒有悔意，對看護受害唯一道歉，這些反應跟他企求死刑，有何關聯？書籍是一種連結，死刑是一種斷裂，這看似都是翁仁賢要的。而連結與斷裂在翁仁賢生命歷程中究竟如何作用影響，終究至此？再說殺童求死的曾文欽。人們想必想追問，為什麼不敢殺死自己，敢去殺童求死？然而追問當時的曾文欽，他是否也籠罩在情緒症狀的風暴裡，根本無法盤算，而在求活時，求了死？

在這書裡，企圖提供部分理解，但最重要的是，這本書也讓我們想要繼續提問。保持提問，才能保持理解。我們在一個追求答案的環境長大，被動地應考，於是遺忘了提問才是思考的起點，是理解的起點，是我們主體性的起點。

在這書裡，也有許多提問。其中有一個，深印我腦中，不停迴響，不停追問「該如何去評斷一個人的『惡性』」。可惡、很可惡、非常可惡，要基於什麼情境、脈絡、動機、價值來判定？一個殺了自己小孩的媽媽，是母性還是惡性？惡行是個人行為還是環境操弄？最芭樂就是那句「我們與惡的距離」了，但這也是個重要追問，甚或提醒，在我們去評斷他人的惡性時。

我寧可我們保持提問，而能在生命面前，懂得謙卑，以免活有餘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