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強制住院精神障礙者之人權保障：日本觀點

文／洪士軒（台大進修推廣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精神障礙者之強制住院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精神醫療與人權保障之間最具挑戰性的議題之一。國家一方面必須在必要時介入，以確保公共安全與提供醫療照護；另一方面，又必須避免對精神障礙者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侵害。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成為現代精神衛生法制的重要課題。

隨著國際人權法的發展，精神障礙者的權利保障逐漸被納入更完整的法律框架之中。其中，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對於各國精神衛生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CRPD第12條所揭示的「法律能力平等」原則，要求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上與他人享有同等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並提供必要支持，使其能夠實際行使自身權利。此一理念也與CRPD第13條「司法近用」（Access to Justice）的要求密切相關，強調身心障礙者在司法程序中應能獲得適當支持，以確保其權利得以有效主張。

在強制住院制度中，司法近用的重要性尤其顯著。精神障礙者往往因身心狀況、資訊落差或社會隔離而難以自行尋求法律救濟，因此如何確保其在強制醫療過程中能夠接觸法律專業，並由第三方監督制度運作，成為保障人權的關鍵。近年來，許多國家開始透過引入司法審查、律師代理或法律扶助制度，以強化精神醫療程序中的權利保障。

在此背景下，日本與台灣雖採取不同制度路徑，但都面臨如何在精神醫療體系中落實人權保障的共同問題。本文將以日本實務為中心，探討律師在精神醫療制度中的角色，並思考其對台灣制度發展的啟示。

在精神醫療體系中落實人權保障是全世界都共同面對的問題。(示意圖片)

二、台灣現狀：程序保障的強化

台灣精神衛生法自1990年施行以來，已歷經多次修正。近年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是2022年完成修法並於2024年已施行一部分的新制度。此次修法的核心理念之一，即是強化強制住院程序中的人權保障。

在制度設計上，台灣主要透過「程序保障」的方式來回應人權要求。過去強制住院是否成立，主要由行政機關下設之審查會決定；新法則將此權限移交法院，並引入專家參與審判制度，使醫療專業與法律程序得以結合。此外，新法也明確規定在強制住院程序中，得由法院選任律師擔任代理人，以協助精神障礙者主張權利。

此一制度設計的目的，在於確保精神障礙者於限制人身自由的重要決定中，能夠獲得法律專業協助，並透過司法程序加以審查。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一項重要進展，也回應了CRPD所強調的司法近用要求。

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台灣制度仍然呈現出明顯的「程序中心」特色。換言之，制度主要關注的是強制住院「是否成立」的判斷程序，而對於住院期間的權利保障與法律支援則相對較少著墨。當精神障礙者已被強制住院後，其若遭遇不當處遇、醫療爭議或希望申請解除強制住院時，能否持續取得法律協助，則較為缺少明文規範。

三、日本觀點：律師公會主導的法律支援制度、與各專業合作

相較於台灣，日本在精神醫療制度中更強調住院期間的權利保障。日本的精神醫療制度主要依據「精神保健及び精神障害者福祉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簡稱「精神保健福祉法」）運作，其中的強制住院制度稱為「措置入院」。

在此制度下，日本並未設置事前司法審查，而是透過住院後的權利救濟機制來平衡人權保障。其中最具特色之處，便是由各地律師公會主導的精神保健法律支援制度。

首先，在法律諮詢方面，日本許多律師公會設立了「精神保健值班律師制度」。住院患者或其家屬可以透過專線電話聯絡律師公會，由值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若案件需要進一步處理，律師可與患者進行面對面諮詢，並協助其了解法律權利。

其次，在法律代理方面，律師可接受患者委任，代理其向精神醫療審查會提出「退院請求」或「處遇改善請求」。透過此一程序，患者得以對住院必要性或醫療處遇提出質疑，並由專業委員會進行審查。

在制度運作上，日本各地律師公會已累積相當經驗。例如大阪律師公會設有「向日葵（ひまわり）」高齡者與障礙者綜合支援中心，負責精神醫療相關法律支援。該中心每年約受理40件電話諮詢案件，並安排律師到醫院進行面對面諮詢。

此外，福岡縣律師公會自1993年即建立精神保健值班律師制度，目前約有400名律師登錄參與，每年受理約400件案件。千葉縣律師公會則約有25名律師輪值，每月處理約10件相關案件。這些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律師公會在精神醫療領域已建立相當穩定的支援網絡。

除了法律程序外，日本律師在實務上也常參與「生活環境調整」。具體內容包含：協助患者與家屬溝通、連結社會資源、尋找社區居住方案等。這些活動有助於患者順利出院並回歸社會，也降低長期住院的可能性。

透過電話諮詢、法律代理與跨專業合作，日本逐漸形成一套由律師公會主導的精神醫療法律支援體系，使精神障礙者即使在住院期間，也能持續獲得法律協助。

四、日本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台灣與日本的精神衛生法制面上有相類似的地方，因此從比較法的角度觀之，筆者謹提出兩點可借鏡日本經驗之處：

第一，日本制度是透過各地律師公會建立專責委員會與值班制度，形成穩定的人力支援網絡。相較之下，台灣律師以公會之力量投注在在精神醫療領域的參與仍較有限，多數相關案件仍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或是個別律師進行處理。若未來能由律師公會建立較為有組織性的專門制度，例如日本的精神保健值班律師或醫院法律諮詢制度，將有助於提升精神障礙者接觸法律專業的機會。

第二，針對人力的專業培養與提供妥適的教育訓練亦屬重要。精神障礙者的強制住院等案件具有高度專業性，律師若缺乏對精神疾病或障礙特性的基本理解，往往難以提供適切法律服務；此外若需提供包含如同日本「生活環境調整」之服務時，更需要與其他專業領域進行橫向聯繫與合作。日本各律師公會透過定期研修、案例研究會與跨專業交流，使律師逐步累積處理精神醫療案件的經驗。台灣未來亦可透過類似方式，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資源，使律師理解不同障礙類型的特性，並學習與醫療及社福專業合作。

五、結語

整體而言，台灣精神衛生法在法制層面，特別是程序保障方面已有重大進步，但在精神障礙者住院期間的權利救濟與持續性法律支援方面，仍有持續努力精進之空間。日本的經驗顯示，透過律師公會的制度化參與、跨專業合作以及持續教育訓練，可以建立一套長期且穩定的法律支援體系。

未來若能在現有制度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律師公會的角色，並培養具有精神障礙議題專業的法律人才，將有助於使精神醫療制度更符合CRPD所揭示的人權理念。唯有如此，精神障礙者在強制醫療體系中，才能真正實現法律能力平等與司法近用的目標。

※筆者承蒙日本住友財團研究經費(研究編號：24806019)之支持，得以前往日本大阪與東京進行實地訪談，並向當地律師蒐集相關資料，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