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聲音消失的世界，被誤解的「罪人」：辦理重度聽覺障礙案件之法律實務心得

文／蘇姵禎律師（法扶扶助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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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卷宗裡的「犯罪故意」與眼前的木訥男子

當我第一次從法律扶助基金會接到這件詐欺案時，翻開卷宗，書面資料上的被告顯得證據確鑿：他在LINE對話中一問一答，看似對答如流；他坦承去超商拿了包裹；而詐騙集團承諾給他的代酬，竟然是高達「50萬元」這種常人一聽便知有詐的荒謬天價。在當前司法實務鋪天蓋地的宣導下，這幾乎是一個鐵證如山、具備「未必故意」的一般幫助詐欺犯。

然而，當葉先生第一次走進我的事務所時，眼前的畫面卻讓我深深震撼。他留著整齊的中分頭、戴著黑框眼鏡，氣質斯文，一臉木訥地衝著我笑。但他無法開口說話，他是一位重度的聽覺障礙人士。

這場訴訟最艱難的挑戰，不在於法條的適用，而是在於如何在這個「沒有聲音的世界」裡，擺脫文字與表象的誤導，帶領法官看見他內心真正的對白。

二、 面談與溝通的鴻溝：文字與手語的「美麗誤會」

為了準備訴訟，我和葉先生及他的母親進行了多次面談，這讓我對重度聽障者的溝通特質有了第一手的直觀觀察。

1. 手語的限制：文法手語 vs 自然手語

在實務上，許多人以為請了法庭手語老師就能完美轉譯，但事實並非如此。手語分為「文法手語（依中文語序組合）」與「自然手語（以視覺圖像思考）」。葉先生求學時雖就讀啟聰學校，但並未學過正統、有組織性的手語，日常只能靠一些粗淺的動作與媽媽對談。當面對「日常對話」如吃飯、出門，溝通確實沒問題；但一旦涉及「法律法律效果」等抽象概念，他的世界便陷入一片混亂。他往往只能習慣性地回覆「是」、「好」、「知道」，來掩飾自己的不理解。

2. 文字溝通的盲點：他寫的，不是他想的

那麼，改用文字或LINE溝通是否就能減少誤解？答案是：反而更容易造成誤導。葉先生雖然會打字，但因為長期缺乏外界刺激與社會交流，加上母親透露他因聽覺阻礙導致智識與智能發展不如常人順利，他寫出來的字面意思，往往與他真正的內心想法天差地遠。

直觀觀察的深刻對照：

在與我討論案情時，他一下說有拿包裹、一下說沒有；一下在A超商、一下在B超商。這種說詞反覆在檢察官或法官眼裡，極容易被解讀為「作賊心虛、飾詞狡辯」。但我反覆耐心地比對、比手畫腳後才明白，他只是在拼湊他有限的詞彙，試圖向我解釋他只是在「找工作」。

示意圖片（AI繪圖）

三、 開庭現場的拔河：認罪與不認罪之間的掙扎

這場「理解的落差」在法庭上演變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拔河。

在法庭開庭時，法官威嚴地詢問：「是否承認犯罪？」
葉先生比了一連串動作，手語老師現場翻譯出來的答案竟然是：「承認。」

這兩個字與我們在律師事務所討論的完全相反，我當下一驚，立刻請法官暫停，並請手語老師再三確認。經過反覆多方溝通，我們才釐清葉先生真正的意思是：「我有去拿包裹（客觀事實），但我不知道那是幫詐騙集團做壞事，我是被騙的（主觀上否認犯罪）。」

在另一次開庭時，葉先生試圖用寫字來補充表達，他寫下：「因為我不想被關，起訴書事實我不爭執，我知道我做錯事了。」 法官一見到「我知道我做錯事了」，立刻敏銳地追問那是否要改為認罪？葉先生卻又拼命搖頭。

這就是重度聽障者在司法審判中的弱勢困境。他寫的「做錯事」，在常人法律眼光裡是「認罪」；但在他的真實語境裡，他的意思是：「我知道我錯在不該亂幫陌生人拿東西，但我真的不知道包裹裡是什麼。」 他在認與不認之間痛苦挣扎，因為他根本無法理解這兩者在法律上的致命差異。

四、 辯護核心：如何理解那「不可置信的50萬報酬」？

本案辯護的核心，同時也是最難說服法官的點，在於：「代領包裹一次給50萬，正常人怎麼可能相信？」

法官的預設立場很直接：你既然好端端地坐在這，怎麼可能不懷疑這是詐騙？你一定是裝傻。

為了打破法官習以為常的「社會經驗法則」，我決定採取不同的辯護視角。我試圖讓法官理解，我們從未以重度聽障者的角色生活過，無法同理他們的感知。啟聰學校的教育大多著重於培養一般生活自理能力，工程法律刑罰概念的教學近乎真空。葉先生的世界是封閉且缺乏刺激的，他沒有看電視、聽廣播政令宣導的習慣。

一般民眾聽見50萬知道是詐騙；但對於一個初次步入社會、找工作四處碰壁、智能發展不順利的重度聽障孩子來說，這筆錢是他眼中珍貴的「勞力報酬」。他不是貪婪，他是因為天真與無知，一步步掉進了高段詐騙集團量身打造的陷阱。

五、 案件結果與反思

為了能在法律程序上給予葉先生實質的保護，在訴訟過程中，我們極力協助葉先生經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裁定「輔助宣告」，由他的母親擔任輔助人。有了這個法律身分，母親終於能夠合法且名正言順地在法庭上從旁輔助，用他們母子間獨有的默契與「粗淺手語」，修正法庭上文法手語和文字轉譯的巨大誤差。

案件結果葉先生仍有被判刑，只是法院有依我方所請求依刑法第20條減刑，案件終告落幕時，眼看著母親牽著葉先生的手走出法院，他依然木訥地衝著我笑，我的內心除了欣慰，更多的是沉重。因為我知道，在社會的角落裡，還有無數個像葉先生這樣的重度聽障者，正因為無法精確表達自己，而在司法的程序中遭到不必要的誤解。

六、 心得與建言：給實務工作者的三個實用錦囊

這類重度聽覺障礙案件，其所需的協助與一般的幫助詐欺案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一般被告往往是在「明知或預見」的情況下鋌而走險；而重度聽障被告，則是受困於「資訊與理解的斷層」。

在此，我想分享三點實務承辦經驗，希望能提供給未來承辦此類案件的律師同袍，亦或是檢察官與法官參考：

1. 家人的陪伴是解鎖真相的關鍵： 並非所有聽障者都有流暢、正統的手語表達能力。在開庭與面談時，必須仰賴長期相處的家人從旁協助轉譯，才能真正穿透表象，了解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

2. 律師應即時擔任「法律手語的翻譯官」： 法庭手語老師並非法律專業人士，無法將精準的法律術語（例如：爭執客觀事實、未必故意、認罪效果）完美轉譯為自然手語。律師在開庭時，必須即時將法官的法律問題「白話化」、「圖像化」，先讓手語老師理解法律涵義，再轉達給被告，避免被告做出違背本意的回答。

3. 打破「一般人認知」的實務盲區： 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切忌生硬地套用媒體報導、政令宣導等「普遍國民認知」作為有罪判決的依據。我們必須將被告的生理限制、求學背景、社交封閉性納入整體考量，才能做出真正符合公平正義的法律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