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貧困觀測站49】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從瑞典經驗看兩岸制度的根本鴻溝

文／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

二○二一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致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祝賀中國取得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稱中國成功消除「絕對貧困」（按照世界銀行的國際貧困標準每人每天所得1.9美元），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讓八億人擺脫貧困，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激勵。

不過，二○二○年中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人均年收入三萬元人民幣，卻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大多分布於農村地區，地域差距極大，貧富懸殊嚴重。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資料顯示，二○二五年八月青年失業率為18.9%，較七月上升1.1%，創下統計方式變更修改後二十個月以來新高。二○二三年四月至六月有三個月都破20%，六月甚至達到21.3%，因而停止半年不再公布統計數字。如此掩耳盜鈴，美化數據欺騙世人，貧困問題再現危機。

共產主義理應實踐社會主義烏托邦。早期瑞典因受社會主義影響，才逐漸走向社會民主道路。但為何中國無法仿效瑞典，也成為成功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而且中國比台灣更熱中研究北歐社會民主。

中國改革開放，學界左派人士擔憂會走向資本主義，掀起國內左右論戰。擁毛派與擁鄧派在互聯網上相互批鬥，左右之爭似有捲土重來之勢。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治觀和鄧小平的「和平發展」經濟觀，相持不下。學習瑞典的主張從中竄出，認為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瑞典模式」能成為國際最佳典範，值得中國學習。同時也有主張學習新加坡，因與中國文化相通、可當威權統治成功借鏡，中國派遣學者、研究團隊密集赴新加坡訪問蒐集資料。

二○○○年從中國媒體搜尋許多報導瑞典社會民主成功的文章，都成為個人搜集剪報重點。其中丁剛一系列的撰文深受我喜愛。丁剛一九八七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並獲法學碩士，進入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一九九○年被派駐瑞典、比利時（歐盟）、聯合國駐點記者。具豐富的世界觀，了解瑞典社會民主發展過程。在東方早報和南方周末開闢專欄，介紹瑞典模式，引起讀者的注意。

二○○六年丁剛用三篇文章寫《瑞典的現代神話》，引起讀者好奇、提問和討論。文章主要談論瑞典政治人物沒有特權，平凡政治才能成就社會民主體制。他描述瑞典副總理莫納薩琳（Mona Sahlin）是社民黨栽培未來接任總理的人選，她的經歷和人品堪稱新一代的領袖，但在一九九五年被「瑞典快報」指稱她用政府信用卡四度刷購非公務之物品及提領現金（累計數萬克朗，包含著名的兩條三角巧克力），雖稱事後償還了此金額，但快報記者查出她並未及時還款，甚至還拖欠多時。公私信用卡混淆使用有涉貪嫌疑，輿論撻伐，薩琳只能立即辭去副總理職務，瑞典國家檢察長也立案調查，社民黨的支持度大幅下跌。引來西歐國家評論此事件，咸認為相當嚴重；瑞典以此道德標準檢視政治人物，逐日建立全球最清廉的國家。

薩琳當副總理時沒有公務車和司機，也沒有專職廚師，她是四個小孩的媽媽，常親帶小孩去商場購物，全家度假時全都自費，且無隨扈跟從。而她的薪資扣掉稅負，不過僅約一萬美金，瑞典從不認為要像新加坡一樣「高薪養廉」，因為從事政治工作是要實現政治理想的志業，不是為求高薪。這個故事引起中國讀者的熱烈討論，直到一年後，丁剛還為文陸續答覆讀者的問題。

丁剛從瑞典道德的崛起、海盜的民主、中庸之道的實踐、和諧取決於平衡、瑞典工會促成勞資協議模式、工資的作用、社會民主的改造過程、平等越多特權才越少、清官怎樣煉成的、瑞典模式五辯、瑞典思想家、通過再分配達到平等、學者治國的信任、全民醫療保險的核心是公平、落實教育免學費提升公民素質…上述篇章在在深入淺出、且完整介紹瑞典的政治、社會文化。

朱銘美術館雕塑作品。（示意圖片）

主張借鏡瑞典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的學者

二○一三年，中國駐瑞典使館的瑞典研究主任高峰(在瑞典待了十六年)，和專攻瑞典社會問題研究的同事時紅，共同撰寫《瑞典社會主義模式評介》--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鑰匙，該書無法發行於中國，只能在台灣出版。就如丁剛所說的，馬克思沒有離開瑞典，而他的理想卻在瑞典以「社會民主模式」實現了。

瑞典社民黨理論創始人尼爾斯‧卡萊比（Nils Karleby）促使社民黨擺脫「共產黨宣言」對於私有制傳統理論的束縛，社民黨反對的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並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只有生產要素力量平衡，才能真正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人人平等而有同等價值，是社會民主的精要。通過憲政民主馴服資本主義，創建福利社會。

高峰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經由列寧和史達林改造的，以蘇聯為師。在工業尚未起步，即要消滅資產階級，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認為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大」是指公社規模大，「公」是指公有化程度要高。把資本主義的殘餘去掉，取消自留地、私養牲畜，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制度。結果反讓全體中國人民變得一無所有，數千萬民眾飢餓而死。

二○○八年，中國社科院專家到瑞典考察，也主張借鏡瑞典經驗才是中國的出路。鄧小平說，我們的目標首先要實現憲法35條，須有具體時刻表，五年內應實現縣級選舉、直選縣長；十年後若不能選省長，三十年也可以。高峰質問為何建國六十多年還不能實現？現在仍有人反對憲法。一個自稱擁有七千萬黨員、三百萬軍人，怎畏懼赤手空拳的人民？

高峰認為應仿效瑞典，在公民控制下的計劃經濟，而不是國營或財團經濟。公平分配生產成果，保護並改善生活環境和人民健康，自然增進愛國心，不須強迫、管制言論自由。平等是讓所有人擁有作為人發展空間並改善生活條件，平等才是自由的延續。福利的目標是實現平等，改變經濟和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反貧困是為人類尊嚴與人權的鬥爭，貧困者應被減免債務，獲得生活保障以及現代資訊與技術的機會，才能達到均富的社會。

高峰指出瑞典社民黨一九六○年黨綱標識，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瑞典社民模式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深厚的市民社會、多黨競爭的普選民主體制與獨立的工會協商機制，而這些正是當前中國一黨專政體制所缺乏的根本土壤。歷史已多次證明僅改變經濟制度，而不隨之進行民主制度變革，只會帶來新形式的專制。中國領導人應引以為戒。

台灣人寧可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或重返日本殖民，卻反對被中國統一，其實是擔憂被中國專制統治，淪為香港第二，可以說台灣主流民意拒絕的是專制威權體制與對人權自由的威脅。試想若中國醒來遂行「瑞典模式」的變革，轉型為真正保障人權、法治民主與社會平等的福利國家，兩岸才具備良性對話與相互信任的基石，而在此前提下，或許假以時日能夠得到台灣人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