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Legal Aid Foundation
政府怎成貧窮製造和壓迫的元兇---初始分配不公平是貧窮的肇因
文／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更精緻的論述。主張小而美的政府，一切尊崇自由市場，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反對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權。支持利用經濟、外交或軍事手段來擴展國際市場，掃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阻力」以便資本擴張。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共和黨，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保守黨，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和舵手。
台灣是全球「新自由主義國家」典範
我國政黨輪替三次，但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堅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教育和媒體傳播也不斷以此種思想進行洗腦，人人都可琅琅上口說：小而美的政府鬆綁一切管制，公營事業私有化才有效率；使用者付費才不會造成浪費和福利依賴。儼然成為社會價值觀，而不再思考小而美的政府鬆綁一切管制，造成財團破壞生態環境，亞泥逾期違法開採；光電風電為了獵地蓋發電場，掠奪濕地、原民保留地及森林用地；政府為了圖利建商炒房，拋售公有地助燃；租稅優惠財團富人，拉大貧富差距。被洗腦「發展至上」而從不懷疑。
公有銀行私有化，圖利財團把持壟斷金融體系，倍增財富；打壓工會致使工會組成率偏低，扣除為了參加勞保的假職業工會，企業及產業工會，其組織率近年均維持於7.6%，排名全球末端。又聽任雇主解僱工會幹部，工會式微無力談判調薪，薪資停滯不前。勞工的團結權被閹割，締結協約權和行動權也被壓制。台灣真正是全球「新自由主義國家典範」。
初次分配是指國內生產總值（GDP）直接分配予勞、資的報酬。 依據主計總處發布2020年國內生產毛額分配結構。其中，企業營業盈餘占GDP比重，攀升至34.49%，為近三年最高，僱員工報酬占GDP比重為44.98%，近二年最低。老闆分配到34.49%，勞工人數眾多卻只分配到44.98%，經濟果實大多分配到老闆口袋，顯現初次分配不公平，是勞工貧困的開始。
長期以來，政府以「長工時低工資」政策來吸引鼓勵投資，企業倚賴勤奮又便宜的勞動力成癮，不思產業升級，以致被踢出四小龍之外。二十年前我國GDP成長在四小龍中皆排名第一，韓國薪資只是台灣的七八成。但韓國不採低工資政策，逼使企業產業升級，自創品牌擠進國際競爭前列。如今我國已被擠下，薪資倒轉為韓國的六七成。香港薪資也是台灣的1.5倍、新加坡則近乎台灣的2倍。這是政府「低工資政策」促使貧窮者日益增多所帶來的禍害。
國人認為，愛拚才會贏，不分晝夜勤勞工作才是好勞工，讚頌勤奮的勞工是臺灣經濟奇蹟的推動力，因而我國長工時排名全球前列。2017年勞基法修法，七休一的鐵律被彈性放寬；兩週變形工時可適用於各行業，連續工作十二天不違法；輪班間隔十一小時可縮短為八小時；取消休息日加班做一小時給四小時加成加班費；單月加班上限由四十六小時延長為五十四小時；特休假可遞延至次年，方便資方調派人力。執政者怎說「勞工權益保障不變」？是越修越侵害勞動人權，延續長工時低工資勞動條件，死守代工生產模式，無法產業升級，恐淪為三流經濟體。我國平均年工時，高於不加班的瑞典逾400小時，台灣勞工如此賣力，產能卻遠不及瑞典的六成，所得也僅瑞典工人的一半。
希臘破產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研究，當時希臘人每年工時為2011小時，德國1371小時，但希臘工人效率卻只是德國工人的三成。長工時發展經濟論，不攻自破。
我國以「基本工資」取代「最低工資」的計謀
依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70年通過《第一三一號公約》第三條亦規定，決定最低工資之要素應考慮保障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水準。也就是最低工資的定義，必須足以保障勞工及其家人有尊嚴的生活所需。落實憲法生存權及工作權之保障。
我國以基本工資取代最低工資，旨在規避最低工資的定義。1990年我國平均每戶有3.95人，1984年勞基法實施，「基本工資」應訂在足於養活3.95人的金額。當年最低生活支出每人約4000元，乘於3.95，也該訂定基本工資為15800元，卻只訂為9750元。即使今（2022）年一月每戶平均人口降到2.59人，乘以全國最低生活費平均約15500元，若加以考量平均每戶就業人口數，參酌109年平均每戶就業人數1.37人狀況下，至少要訂在29300元（15500*2.59/1.37=29303），然而目前基本工資僅25250元。其間仍有一定差距，剝奪勞工生存權，實在是惡政呀！
這樣的體制，仿若恰恰印證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國家是由一小部分有產者，剝削無產大眾而創造出來的上層結構的機器」。
20年前，政府以調高軍公教薪資來拉抬全國工資，現在資本家嘗到低工資甜頭，大力阻攔基本工資調升，且學聰明了，反正調高的人數只是不及10%的底層勞工，不再連動調高整體薪資，使薪資凍結於低薪狀態。
新自由主義促使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激烈催化雇傭關係變異。雇主為了降低工資成本，派遣勞動、部分工時及假承攬應運而生，省掉假日工資、福利、獎金、退休金及勞保給付。新興叫車和外送平台採取「承攬關係」，不能組工會、無勞保、無休假、無加班費、無福利，甚至發生車禍也要自己負責。這種變形雇傭關係等同解構《勞基法》，外送員形同奴工。
雇主招募部分工時的時薪工人、派遣勞動者以及外送人員，都以工作自由來號召；叫車、外送員的承攬關係更被美稱為「自己當老闆」。矇騙年輕人蜂擁前往應徵，政府卻對派遣勞動及真雇傭假承攬無法可管。放任企業公然剝削勞工，賣命工作卻落得窮苦一生。日本派遣勞動和中國的快送承攬，人數龐大，已成勞動貧窮的社會問題，我國應引以為鑑。
義大利和西班牙裁定外送員為正式雇員，增訂保護條款，規範業者須與工會簽團協、替外送員加保綜合性社會保險，並享有勞健保和失業補助，讓共享經濟更有保障。今年五月一日實施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並未強制共乘司機和美食外送員的企業為其從業員加保，外送員必須自己以產業工會會員加保。逾80000名的外送從業員，不及千人加入「全國外送產業工會」，此法並無法保障他們職災的災難，更免談勞基法的勞動人權。必須另立專法或修勞基法明定平台企業「雇主」角色，完善保障從業員權益。
拋棄新自由主義的枷鎖 改行瑞典社會民主主義模式
拋棄新自由主義的枷鎖，改行瑞典「社會民主模式」或許是改革的契機。一九三○年代，瑞典是全球罷工最多的國家，重挫經濟，民生凋敝。直到1933年首相佩爾·阿爾賓·漢森（Per Albin Hansson）倡議「人民之家」願景，以「自由、平等、團結」打造人間天堂的福利國家；1936年，工會和雇主協會在薩爾特舍巴登（瑞典語：Saltsjöbaden）小鎮協商，簽署「基本協議」，之後每年在此召開會議，修訂新約。勞資每年協議，訂定有尊嚴的工資和勞動條件。推行適性發展的教育，培育具創造力的勞工，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提高企業競爭力，獲取更多利潤，資本家願繳較高稅負支持福利制度永續，勞資雙贏的良政，這就是國際稱羨的「瑞典模式」。
我國政府除應協助產業升級，創造更多附加價值產品，增強國家競爭力，共創勞資雙贏與產業永續。同時更須扶植保護工會壯大，讓工會能和資方平起平坐，有實力締結協約，落實保障勞動人權，讓勞工擺脫貧困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