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居住權

文／孫健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儘管在經社文公約第11條之外，還有公政公約第17條的依據，居住權往往被理解為社會、經濟性質的權利，而臺灣的法律人常先入為主地認為，這種權利涉及資源分配，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法院無法直接執行，必須經過國會訂立相關法律，才能實現。

這種想法只對一半。社會、經濟性質的權利，也有對抗不法侵害的作用，若套用法學術語來說，它們也可以是「防禦權」：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沒有人可以要求國家給他一間房子住；但是，即使法律別無規定，人民還是可以要求，我已經有的住居，國家不可以隨便拆掉。

怎樣才能不「隨便」呢？對此，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7號一般性意見」列出許多要件，包括協商、安置、補償、執行程序的合理性等等，而在「因發展所導致的驅離及遷離的基本原則與準則（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 for Development-induced Displacement）」裡，就規定得更詳細了！

或許最重要的是，強制驅逐必須合乎國內法與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才算合法。換句話說，即使合乎國內法，只要違背國際人權公約，仍然違法。舉例來說，佔用國有土地的違章建築，在國內法上是違法的，卻仍然受到居住權的保障。

聽來弔詭，但讀者不妨想想，公約是做什麼用的？如果按照國內法，國家本來就不能拆我的房子，我只要引用國內法就夠了，哪裡還需要兩公約？不正是因為國內法不保障我，我才需要訴諸兩公約嗎？

限制迫遷的目的，無非是透過保障住居，進而保障人性尊嚴，畢竟，剝奪住居，就是剝奪生存權，人若流離失所，還有什麼尊嚴可言？不過，居住權不會讓違法佔用變成合法，它更沒有全面禁止拆房子，它僅僅要求，國家不能說拆就拆，而是要照公約規定的方式來做。

“限制迫遷的目的，無非是透過保障住居，進而保障人性尊嚴，畢竟，剝奪住居，就是剝奪生存權，人若流離失所，還有什麼尊嚴可言？不過，居住權不會讓違法佔用變成合法，它更沒有全面禁止拆房子，它僅僅要求，國家不能說拆就拆，而是要照公約規定的方式來做。”

法庭上的迫遷，多半屬於民事案件。這些案件的原告，通常是管理國有土地的機關，它們基於土地所有權人，也就是地主的地位，對佔用國有土地的人民請求拆屋還地。

兩公約施行初期，法院並不認為居住權得以對抗迫遷，這些見解可以歸納如下：(1)居住權是經濟、社會性質的權利，不能直接適用，必須透過立法才能落實；(2)國家的土地所有權高過人民的居住權；(3)佔用國有土地者，違法在先，不受居住權保障（見高等法院102 年度重上字第632 號、104年度重上字第669號、第932號）。

這種見解，每一點，都跟居住權的內涵背道而馳。這些法官顯然不了解、甚至不在乎居住權到底是什麼，從一個地方就看得出來：這些判決，沒有一件提到第7號一般性意見。把最關鍵的法律文件晾在一旁，輕易地否定人民的居住權，這不只是錯誤，更是不負責任。

到了去年，地方法院開始正面面對「用居住權對抗迫遷」這回事。例如，桃園地院104年度重訴字第393號判決（去年8月宣判）先費力地說明，管理機關的請求在國內法上站得住腳，接著再費力地說明，管理機關沒有進行協商、沒有安置，給的補償也不充分，侵害了居住權，因此法院不准它拆屋還地；臺北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60號（去年9月宣判）對居住權的闡述雖然鞭辟入裡，但這只是傍論，它其實是用國內法，也就是民法上的地上權時效取得來判決居民勝訴，這篇判決精彩之處，其實是它在時效取得方面抽絲剝繭的論述。

另外，也有一些判決，雖然認為人民可以在法庭上援用居住權，卻又指出：(1)一樣是地主、一樣請求拆屋還地，管理機關來告，就必須受到居住權的限制，人民來告就不受限制，這種差別對待似乎說不過去；(2)就算判管理機關勝訴，房子也不會馬上被拆掉，還要經過強制執行程序，所以法院判的時候，不需要考慮居住權，等到判決確定，強制執行的時候，如果還有侵害居住權的問題，居民再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就好了（見桃園地院104年度重訴字第392號、第250號，分別在去年9月、12月宣判）。

這兩點，都有待商榷。國家負有保障居住權的義務，不管走到哪裡，這個義務都還是存在的，國家怎麼可以假借「地主」的身分來脫免義務呢？把問題延到強制執行程序也不恰當，因為，執行法院只負責執行，判決怎麼判，它就怎麼執行，它沒有審查實體問題的權限，光靠聲明異議，真的能保障居住權嗎？儘管有這些疑問，這幾個判決仍然有它們正向的意義，因為，從判決內容看得出來，年輕的法官們，越來越願意正面面對居住權的挑戰。

最後，卻也最饒富趣味的是，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47號判決（去年8月宣判）指出，在法庭上引用居住權來對抗迫遷，是可以的！這表示，如果哪個迫遷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說，不准在法庭上用居住權來對抗迫遷，那麼，危機將成為轉機，因為，如此一來，居民就可以聲請大法官統一法律見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