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正規住居[1]看居住權與財產權的矛盾

文／何友倫（民間司改會研究員、前華光社區訪調小組）

居住權三個字，對一般人來說虛無飄渺，不過就是一個人有安身立命的地方，至於要如何找到，那是各憑本事。有錢的可以在市中心住豪宅，沒錢的以時間換取金錢，住偏遠的地方就好，不管怎麼樣，「住」這件事，象徵著你有多少「財富」，跟你有多少「財產」綁在一起。然而，在居住和財產是分離的「非正規住居」狀況下，事情就並不是那麼簡單，以下筆者想從過去參與的社區運動開始說起，談談「居住」能不能顛覆過去的印象。

華光社區拆遷將弱勢者人生歸零

2012年底華光社區發出第一波的拆遷訊息，在同學的牽線下，筆者開始將近一年的反迫遷抗爭運動。華光社區位在中正紀念堂旁邊，日治時期是關押犯人的台北刑務所，國民政府遷台後，改為台北監獄，監獄週邊是司法官宿舍，在法院工作的法官、檢察官甚至是監獄的工作人員，都就近在旁居住。職位的高低也決定分配的宿舍，官位高的可以分配到平房，較基礎的工作人員可能就在空地自行搭建，求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而戰後嬰兒潮所帶來的人口成長，在政府默許之下，監獄周邊的空地逐漸被人民自行建造的房屋所填滿，經濟起飛，諸多城鄉移民也移入華光社區。因此，華光社區在法律上雖然被稱為違建，卻是一個歷史情境下的產物，非但不是強佔國土，而是承接了政府住宅政策的失靈。

居住在宿舍的居民早在我們進入社區之前，受領政府數額不等的金錢補償而離開。剩下的居民，多半是住在違建內的弱勢居民，他們被國家控告，除了必須自行拆掉房屋外，還必須負擔高額的不當得利。在法律上，他們被認為是侵佔國土，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底下是數百億的利益，在缺乏民法「所有權」的保護下，他們使用這塊土地自然被認為是非法佔用。說來諷刺，居民過去因為經濟條件不如人，所以選擇住在華光社區，日後卻因為他們好像沒那麼慘了，國家就以司法訴訟的形式，將他們的努力一筆勾消，讓他們的人生歸零。

脫鉤所有權，回歸土地公共性的居住權思考

違建，也就是非正規住居的拆遷，往往更能呈現居住權與財產權的強烈衝突，他們面對的是最赤裸的國家權力，在居住權尚未被法院普遍承認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保障他們，他們無法主張房屋的所有權，所以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補償，又因為土地是國家的，所以必須負擔這塊土地因為被佔用所受的損失。因此真正要提出來的問題，是為什麼土地、房屋只能夠以私人財產的概念來思考？如果國家的土地，也只以私人產權的概念在操作土地的價值，那麼，土地的公共性在哪裡？

在居住運動談公共性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會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對於居住的想像，往往與所有權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必須先有房地產，才有資格繼續談居住這件事，如果欠缺這張入場券，居住對於一般人猶如天邊般遙遠。這也正是為什麼居住權運動難以討論居住公共性的緣故。然而，若我們重新思考公共性這個概念，其強調流動，個人財富的積累應該盡量避免。放入居住權運動，即轉換為房地產與居住應該脫鉤，居住應該注重一個人能不能擁有一個有尊嚴的安身立命之處，而非以財產來衡量居住的可能。

若房屋不應被商品化，言下之意，它不應被視作財產權，那麼居住權運動將可能開展更多討論，這也是為什麼非正規住居的抗爭運動，特別強調土地開發這種資本邏輯的緣故。若土地以商品的角度思考，那麼我們看待居住的視野，又將陷入早先沒有財產權不能談居住權的概念。故問題的核心直指著「私人的財產權」與「應該建構公共性概念的居住權」兩者的矛盾與衝突。

“我們對於居住的想像，往往與所有權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必須先有房地產，才有資格繼續談居住這件事，如果欠缺這張入場券，居住對於一般人猶如天邊般遙遠。這也正是為什麼居住權運動難以討論居住公共性的緣故。”

將原本居住者的安置納入土地開發思考中

重新檢華光社區，其普遍被認為是台北市中心精華土地與上面殘破住家的問題，兩者可以被分別看待，資本邏輯的思考，是沒有權利的人當然不該住在這邊，若有極度弱勢的情形，政府盡力安置即可。但是以公共性的概念重新思考，我們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例如土地不該被視作資本積累的工具，則上面居住的人，自然不會成為開發的障礙，反而會成為開發中必須一起被思考的「人」。若要安置，也可能是具備流動前提的安置，換句話說，安置並非只是賞你一個可以長期居住的地方，反而必須與國家的公共資源做一個整體性的搭配。不諱言的，這個時代談公共性可能是癡人說夢，但是在「居住正義」之下，不談公共性，反而會落入財產權是居住權基礎的謬誤，若我們期待居住權可以保障每個人，則徹底破除這個迷思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