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字784號解釋後，學生權利即獲得伸張？

文／廖浩翔（人本教育基金會專案秘書 ）

今年10月25日，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第784號解釋，肯認學生對於有侵害自身權益的學校措施，也有提告學校的權利。有人盛讚，這號解釋打破了令人詬病的「特別權力關係」，讓學生權益受損時，不再救濟無門，完整了學生的人權保障機制。

然而，對於受到權利侵害的學生及其家長，司法訴訟程序絕非尋求救濟的第一選擇。訴訟程序不但冗長，並需要花費相當時間與資源在準備資料、熟悉法律、蒐集證據、聘僱律師等等，如果遇到權利侵害只能提出司法訴訟，很難獲得立即且有效的救濟。尤其，學生在校頂多僅有三年或六年就學期間，若無法及時獲得救濟，甚至要等到學生畢業後才有判決成果，很難說司法訴訟因此讓學生的人權獲得伸張。

對學生及家長而言，最能近用的救濟管道為校內外的學生申訴機制。然而，根據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研究，與受理學生申訴個案的經驗，發現現行制度尚未健全，使學生權利無法受到完整保護，相關管道也不健全，讓學生不但難就此發聲，就算受到侵害也難以伸冤。

混亂的申訴機制，阻礙學生即時救濟

為使學生權利受侵害時，能有管道去除權利侵害並回復損害，政府建立了學生申訴機制，供學生尋求救濟。然而，相關法規都授權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訂定，使各縣市訂出不同的申訴制度，讓學生只因為就學地點不同，或學校的主管機關不同，而受到不一致的權利保障程度。對權利受損的學生而言，也很難在混亂的制度設計中，理解如何近用申訴管道，遑論獲得有效救濟。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4號解釋（以下簡稱釋字第784號解釋）頒布之際，統一規定學生申訴制度，並釐清申訴制度如何作為訴訟先行程序，對於學生救濟權之保障實有必要。

此外，目前申訴制度也不具備獨立性。例如，申訴的第一關—校內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主要由校長遴聘教師所組成。當委員與被申訴者具有同儕關係或聘僱關係，不免使委員須面對人情壓力，無法理性評斷有關措施妥適與否。學生救濟相關委員會的職掌、受理範圍、對加害者的處置之權限、對申訴者為保護或輔導措施安排之權限等，更是未有明確規定，使救濟制度不具完整咎責與保護學生權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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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責機制不彰，難杜絕學生人權侵害

除救濟程序以外，如何對於校內人權侵害事件予以咎責，也是保護學生權利的重要工作。然而，儘管我國訂有法律（如：《教育基本法》等），申明學生所享有的權利，相關詳細事項卻訂在法律層級過低的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中，使教育主管機關在面對校園人權侵害時，無法擔負咎責的責任，作成任何處分或強制措施（如：責處、懲罰、罰鍰等），而往往只能對學校與教師「重申規定」或「督導」，難立即有效促使學校改正，有效保護學生權利。

此外，當學校違反其他具法律層級的規範，咎責機制也並不暢通。舉例而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第4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都不能對兒少為「身心虐待」，體罰當然也在禁止之列。不過，進行調查時，實務上主責的教育主管機關，都是交由校方自行調查，由校方教師或行政人員調查朝夕相處的同事，不免損及調查的公正性與有效性。例如，本會曾受理之個案臉頰被老師打到紅腫瘀傷，調查報告卻淡化為老師「輕撫」學生臉頰所致，而使該位教師有機會卸除應負的責任。

涉及體罰或其他身心傷害，若調查屬實，唯一的咎責機制為《教師法》所訂之「不適任教師處理程序」。依《教師法》第14條與第15條，「體罰成傷」為解聘事由之一，經調查後，仍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方能解聘不適任教師。然而，教評會以教師為主要組成，讓不適任教師處理程序，自調查、判斷適任與否至決定如何制裁，都掌握於同校教職員手中。本文無意指控教師為邪惡泯滅，但以同事為調查咎責對象，難免遭遇人情壓力，而很難不帶情面，僅憑理性判斷。此外，學生作為受害當事人，在此咎責機制中竟不具當事人身分，對於調查結果若有疑義，或是認為處分決定不合理，學生與家長均無從尋求救濟，甚至連調查報告都無法取得，如此難謂妥適之咎責機制。

學權要可行，倡議不能停

大法官賦予學生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或許只是撬開了門縫，如何完全敞開權利保障大門，貫徹釋字第784號解釋之精神，仍需仔細檢討並改善現行學生權益相關的法制，包括學生基本權的保障、侵害學生人權的咎責機制，以及學生的救濟途徑。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啟動社會更多對此議題的理解與對話，方能緊抓釋字784號解釋之契機，形塑妥適可行的改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