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與恐懼能解決你的問題嗎？

文／劉靜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最近幾年來，因為支持或認同不同價值、性別和族群而引發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不斷出現，而且有越演越烈的傾向，舉世皆然，無論是在婚姻平權、移民難民、宗教主張甚至校慶活動等場合，穿著象徵歐洲慘痛種族屠殺歷史的納粹軍服已經不是新聞，利用各種媒體傳播管道，散播不利於特定性別、族群或宗教的訊息，甚至刊登內容聳人聽聞的動員廣告，則是方興未艾。這些訴諸對特定性別、族群或宗教產生恐懼甚至仇恨的言行，而且很可能是擁有不少支持者的言行，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還是帶來了更多問題，對各種價值與主張對立日益嚴重的這個世界來說，或許是人人應該面對反省的問題。

言論自由的爭議邊界

    仇恨言論屬於「言論」的類型之一，幾乎沒有爭議，但是，究竟仇恨言論該不該受到禁止或管制？到底立法禁止或管制仇恨言論，是否會因為違反言論自由的保障而違憲？在大西洋兩岸的美國和歐洲，因為歷史經驗與社會脈絡的差異，法院針對仇恨言論也發展出不同的處理模式，一般而言，美國法院對於仇恨言論採取比歐洲法院寬容的態度，但是，不管是美國或歐洲，仇恨言論長期以來就是爭議不斷的焦點，甚至進而引發暴力事件甚至恐怖攻擊，也是不爭的事實。

    換言之，即使聯合國公約強調言論自由應該與其他權利取得平衡，甚至在2001年的言論自由特別報告（2001/47）中以相當篇幅表明「仇恨言論雖然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在某些情況下，其言論已導致仇視、歧視或敵視，並且和他人權利相牴觸時，仇恨言論就應該受到限制….仇視言論的煽動結果，極可能造成他人身心傷害，並且加劇不同族群間的緊張關係，惡化既有成見。….在民主的程序下，應該要合理、小心謹慎地管制仇恨言論，防止有人煽動仇視與歧視的行為」的同時，歐洲美國及全球各地四起的仇恨言論，以及因之衍生的種種暴行，也證明了歐洲國家對仇恨言論的管制立場，以及美國對仇恨言論的寬容立場，都不會是根絕仇恨言論及其相關暴行的最佳手段，甚至都可能帶來壓抑後的反彈作用，或者因為放任而產生的鼓勵作用。這也是我們在面對仇恨言論的「禁止」與「管制」爭議時，不能不面對的殘酷事實。

管制仇恨言論的兩難考量

    有許多人主張，仇恨言論根本違反民主憲政社會應有的寬容原則，而且在某些極端情況下，訴諸個人自主性的仇恨性言論自由權利行使結果，極可能會嚴重危害他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因此，對仇恨言論予以限制，具有正當性。的確，「民主憲政論」與「個人自主論」兩者，都可以當做主張或反對管制仇恨言論的正當性基礎，但這也意味著立法禁止或管制仇恨言論，就一定是處理仇恨言論的最適處理模式，除了潛在的反效果或負作用歷歷在目之外，會不會讓掌握管制權力的政府假管制仇恨言論之名，過度管制，把政府或主流社會不喜歡的言論，認定成應該受到管制的仇恨言論，若是如此，司法權有無抵抗的能耐，在政府或主流社會施放的重重迷霧中維護真正的言論自由，都是必須考量的因素。換言之，對於仇恨言論，似乎很難找出唯一正確合理的因應方式。

仇恨言論背後的權利控制慾望

    唯一合理的答案，可能在於許多人在面對自己無法認同的性別、族群或宗教立場與主張時，無法合理控制自己的原始情緒反應。美國知名的法理學家Martha C. Nussbaum曾經以「不可信賴的情緒」（unreliable emotions）來說明仇恨與羞辱的情緒反應，她認為這些情緒反應所凸顯的，是人類原始的權力支配關係，無法當做社會成員彼此對待的行為準則。從這個角度來看，仇恨言論或許正是這種原始權力支配關係的典型表現。以仇恨言論當做對待其他社會成員的工具，充其量只是凸顯了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權力控制慾望，既不道德，也不民主。在這種欠缺道德與民主正當性的脈絡下，仇恨言論的始作俑者與傳播者，應該自問的是，仇恨與恐懼，除了滿足原始權力控制情緒之外，到底是解決了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