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介

文／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提升各個國家的人權，歷年來制訂了九個核心人權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CRPD）2006年才制訂完成，是一個較晚近才發展，觀念上非常進步的人權公約。

在平等基礎上享有人權

CRPD最核心的主張，就是身心障礙者應該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各項基本人權。CRPD所涵蓋的諸項權利，並不是CRPD獨創的；這些權利主要規範在《兩公約》之中；兩公約是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於1966年制訂時，就指出國家必須確保國境內的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公民權、政治權、經濟社會權、和文化權。有鑑於身心障礙者享有這些權利時面對比其他人較多的阻礙（barriers）和困難，因此聯合國制訂CRPD，明確指出政府消除歧視、促進實質平等、落實可近性等義務，以確保身心障礙者也享有這些權利。有些人主張，除了《兩公約》已經承諾的諸項權利以外，CRPD強調合理調整、自立生活等觀念，CRPD委員會在自主決定、法律能力、社會融合、實質平等各方面的見解，也超越先前的各項公約。

人權公約：社會成員的相互允諾

台灣並非聯合國之會員國，聯合國的人權公約為何能在國內產生效力，很多人都心存疑問。其實，就人權公約而言，即使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也不是自動就受公約之約束，而是必須經過「締約」的過程。人權公約的內涵是保障人民的權利，但同時就賦予了社會和政府相對應的義務。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而言，為了追求性別平等，那麼整個社會，尤其是在歷史上較佔便宜的男性，要共同努力；對男性而言自然得放棄一些性別特權，共同支持性別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權公約的意義是「社會成員的相互允諾」。

從程序上來說，如果某個國家（通常由公民團體主導）認為公約內容符合該國社會發展的目標，就先由政府代表「簽署」公約，在國會通過，再由行政部門首長署名批准書或加入書遞交聯合國，成為「締約國」。每個國家依據它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壓力，決定要接受哪些條約的約束。（例如，中國並未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之後，聯合國固然可以監督該國政府，但該項公約是否能落實，主要負責人是該國政府，而該國公民社會是監督政府的主要力量。

台灣模式：CRPD施行法

台灣的國際地位，讓我國必須採取特殊的模式，也就是用「施行法」讓公約具有國內法律效力。《CRPD施行法》是於2014年12月3日施行，其第二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三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身心障礙者權利，保護身心障礙者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身心障礙者權利之實現。」第十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應符公約內容，不符規定者應限期改進。

追求實際落實的挑戰

台灣以《CRPD施行法》讓CRPD具有國內法律效力，經過了身心障礙團體的大力動員，其社會意義和一般國家的締約過程並無二致。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兩公約施行法》的實施和2013年兩公約第一次國家人權報告審查，給國內公民社會帶來新的動力和倡議模式。《CRPD施行法》賦予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政府部門新的責任，但是CRPD所承諾的權利並不會自動實現。要讓CRPD產生實質效力，各團體仍要持續進行動員、說服、和監督；但 CRPD給了身心障礙者更明確的目標（也就是CRPD各條文和一般性意見所描述的權利內涵），新的行動依據（也就是《CRPD施行法》所規範的國家義務），以及新的工作模式（例如法規檢視、救濟管道與法律扶助、國家報告審查），這些都是爭取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有力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