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受扶助人是障礙者－兩件受扶助個案的辦理經驗分享

文／邱榮英（法律扶助基金會北部專職律師中心專職律師）

編按：經濟弱勢是一般人對於法扶受扶助人的印象，然而真實狀況中，法扶個案的弱勢也有一定比例以身心問題呈現，由於這類受扶助人在溝通表達、資訊取得、意識理解上與單純受扶助人略有不同，對於自身能夠表達揭露出來的處境，往往需要旁敲側擊，與相關協力社工或醫療人員商量合作，也更需體貼關懷及理解耐心，方能周延辦理。本文由法扶專職律師邱榮英律師分享辦理此類案件經驗。

個案之1：瘖啞人

會接這件扶助案是因為急件，受扶助人星期一才到分會申請扶助，星期三就要開庭，而我剛好星期三沒有庭期也沒有會議，所以接辦了。

這件扶助案的困難點在受扶助人聽不到、沒法說、不會手語、沒有email，連line也沒有。派案的案件概述單只有寫著：申請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持○○地檢署傳票，因○○案被告，開庭時間108年○月○日，希望有律師陪同等語。

因申請扶助的時間很有限，分會審查委員沒辦法與受扶助人溝通了解案情，是可以理解的。收到派案後，立即與承辦書記官連絡，告知受扶助人只能筆談、不會手語，同時撰寫簡單答辯狀（檢附相關證明陳述受扶助人之身心狀況及對案情之答辯），接下來如何在開庭前溝通、了解案情才是重大關鍵。

開庭前，我們花了二個半天，用筆談的方式，終於了解受扶助人可能被告的案件內容，然偵查庭開庭後，方知被告的內容與先前筆談的事不盡相同，幸而順利開完庭，檢座及告訴人也諒解受扶助人狀況，案件似朝有利受扶助人的方向發展。

庭後逐一向受扶助人之親友、社福及相關單位詢問，方知受扶助人除身心狀況需持續就醫外，日後的生活更需社工或家人的關心、耐心及協助。扶助案件終會有處理結束的時候，但受扶助人往後漫漫人生，有誰能持續、義務的幫助他？實令人擔心。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與受扶助人用筆談溝通案情時，受扶助人不知或不會將他想說的話寫出來時（受扶助人寫出的回答總是僅有簡短的幾個字），他會以孤寂、默然的眼神遙望遠方，即便我用各種方式詢問，他仍是靜默的看著遠方，那是我不甚了解的世界、無法想像情緒。歷無聲無語13年的他，究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的？怎麼與人相處的？我好想了解。

偵查庭結束後我搭計程車送受扶助人到捷運站，以筆詢問是否需站務人員協助？他搖搖頭。看著他走進捷運站的背影，我想，如果沒有接這件案子，路上偶遇他，我不會知道他聽不到，沒法說話，因外觀他與正常人無異，他不像我以前辦過的另一位瘖啞人（脖子上永遠懸掛一張，寫著我聽不到、不會說話、請善心人士捐款的字牌），這位受扶助人或許不希望別人以異樣眼光或特別對待他，但他的身心障礙讓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可能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最後只能祝福他，一切順利平安。

圖片來源：pixabay

個案之2：經常失蹤的受扶助人

本件受扶助人有重度精神障礙，原以為溝通會很困難，然實際處理後，方發現難的不僅僅是溝通，最難的是經常找不到受扶助人。

受扶助人雖有聯絡手機，但總是關機或無法留言，傳送的簡訊永遠不知道她究有無讀取？與她成為line的好友後，傳送的訊息不是未讀就已讀不回。幸而她很關心案件，會主動與扶助律師聯絡。每次她主動來電，一定要追問她現在何處？因她原有的租屋處已退租，沒有固定住所，且受扶助人非常不願意讓人知道她現在的住所地。

在承辦案件的幾個月內，受扶助人數度入住醫院精神病房，因每次住院最多僅能住一個月，期限屆滿後，她會消失一陣子，下次聯繫時，她又入住到其他醫院了，在不同的醫院中交互住院中。至醫院病房與她會面、與醫院社工保持聯繫，反而是找到受扶助人最可靠的方式，最後一次會面時，醫院的二位醫師還一同在場，讓我多了可以了解受扶助人狀況的機會。

扶助案件最終以調解成立結案，因兩造（夫妻）雙方間仍有很深芥蒂，為協助調解條件的履行，而有機緣於假日到對造（先生）的住處。很困難的情形下找到了對造（先生）與受扶助人獨子的"住處"後，令我非常地驚訝，因為那幾乎是一個廢棄的建物，且還有一名六歲的兒童在其中成長？次日，我立即將對造（先生）的住處照片傳予醫院社工，醫院的社工也非常訝異，並主動告知負責受扶助人獨子的區公所社工，經電話聯絡區公所社工後，方知這是社工一直關切的個案，也持續設法協助改善兒童的成長環境，但因某些因素，以致目前仍沒辦法徹底解決，故現僅能每2週會固定聯絡及探視兒童住處，繼續追蹤。

這時，我終於了解為何受扶助人寧願獨子被送寄養家庭（其獨子曾在寄養家庭居住數年），也不願獨子與其先生共同生活。然父子天倫，血緣情深，什麼才是對兒童的最佳利益？似乎沒有標準答案。與父母分離，在適宜的環境成長？還是居住於惡劣不佳的處所，但日日有生父相伴？何者為佳？或許只有身在其中的孩子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