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到狩獵文化釋憲的這一天，然後呢？

文／Savungaz Valincinan（原住民族青年陣線 成員）

2013年，布農獵人Talum Suqluman王光祿，為了照顧到高齡母親的飲食習慣，持獵槍上山獵捕山羌、山羊，在返程時被警察「查獲」。在被法院判刑三年六個月、即將發監執行之際，引發各界聲援和社會關注、熱烈討論。最後，檢察總長為這個案子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在重新審理過程中，於2017年停止裁判並聲請釋憲。就在上個月，司法院針對此案及潘志強案、黃光華案，舉行言詞辯論庭，庭前也首次公開徵詢各方「法庭之友」意見書。

這次大法官針對「原住民族狩獵權利」釋憲，本案在司法救濟過程中，創下了好幾個「史無前例」的第一次，非常上訴案件第一次開庭審理、更首次在開庭時公開直播，甚至這是史上第一次，最高法院主動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這些「中華民國司法史上第一次」，代表著司法體系承認他們光是用以往的方式，沒有辦法真的處理好這些爭議問題。對於規定「原住民族該如何實現狩獵文化，否則就是罪犯」的法律本身，也沒有「絕對正確」的把握。而這些「前所未有」的例外，更是一再突顯原住民族文化慣習和現行法體系格格不入的衝突，必須要打破過去十分封閉的司法程序，聽取原住民族人的聲音，才有解決爭議的可能。

但是，走到這一天，然後呢？

就在言詞辯論庭的幾天後，動保團體仍聚集司法院外高聲抗議。他們宣稱「狩獵文化不等於狩獵權」；他們把細緻而複雜的狩獵文化簡化成殺戮，並宣稱殺戮任何生命都不是憲法保障的「權利」。這樣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簡化、偏頗、汙名的標籤，卻在「傳播效果」上，遠比我們誠懇而細緻談的論狩獵文化的整體內涵及知識，有效的太多。

法律議題對於多數人來說，都太過艱澀而遙遠。尤其對於原住民族的長輩來說，更是困難。錯誤的法律限制長期對於原住民族文化造成的壓迫，對於我們的族人來說，傷痕累積而造成對於整體國家法治失去信任基礎，更遑論開啟對話的可能。釋憲言詞辯論庭結束後，常常有長輩問我「那又怎麼樣？」、「救了王光祿，還不是繼續有獵人被抓。」不論釋憲案的結果如何，這些族人的困惑，對我們這樣的原住民族青年來說，才是接下來要面對的更大課題。

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後戶外記者會。

面對大社會持續的不理解，我們如何能夠打破各自的本位主義，平等尊重的彼此對話？動保團體最常用的反對說法，就是「也有具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不遵守文化規範的狩獵阿」重點來了，盜獵問題和「狩獵文化」有什麼關係？今天不管漢人或原住民，未受（傳統或現代法律）規範的狩獵行為破壞生態平衡，就是錯誤的行為，重點是行為人的錯誤，而不是因為他有原住民身分，就是全體原住民的錯誤、更不是狩獵文化的錯誤。回到狩獵文化本身，以及這麼多年來原住民族社會的倡議，從來沒有人認為狩獵行為應該毫無限制。我們一直在談的，便是將這樣的限制回歸到符合我們的文化規範和社會組織中管理，而非用刑法以不合比例原則的高刑度相繩。

另一方面，新聞不斷在相關族人狩獵被抓的案件標籤著「原住民」、「盜獵」的污名連結，根本不管每個個案的細節為何、一律用輿論入罪，其中包含多少像是布農獵人Talum一樣，依照傳統規範自用狩獵的族人、因為未修正的國家法律被污衊不說，但漢人的狩獵被抓卻不會被貼上這樣的標籤，他們卻從來沒有想過這對原住民族多麼不公平。面對族人持續被殖民的歷史傷痛，即便釋憲結果全然肯認了狩獵文化權利受到憲法保障，族人對與法制的不信任關係，也不可能突然就迎刃而解、皆大歡喜。

我們衷心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再輕易的把「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利」與「野生動物保育及環境永續」簡化對立成光譜的兩端，不論是從文化論述、實證研究，都在在證明，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正是野生動物保育與環境永續的解方。走到國家願意用憲法的高度討論原住民族文化權利的這一天，只是開始，接下來還有更多的社會對話、法律修正等工程，需要整個社會不分族群一起來努力。

我們都期待一個互相尊重的未來，這個互相，包含族群之間、人與環境之間，我們不能想像人是獨立於自然生態以外的存在，至少在原住民族而言並非如此。所以我們要找出調和的方法，而非單方面的限制原住民族的權利，即便不是原住民的朋友們，更要和我們一起承擔起這個邁向多元共好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