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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薪與非典的成本外部性/洪敬舒
  • 低薪與非典的成本外部性
    ———新自由主義下的貧窮真相

    文/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主任)


    「拼經濟」,所有人都能朗朗上口。但台灣長久下來拼出什麼樣的經濟,卻莫衷一是。拼經濟與貧窮兩者之間有何關連?這麼說吧,若拼經濟的代價是製造更多貧窮,拼這樣的經濟,我們還要嗎?

    不夠努力的貧窮?

    主流社會對於貧窮的想像一向勾連著努力,這種「努力-貧窮」的對立思維,使得社會看待貧窮的優先指標總是先檢視著貧困者的努力度,而非成因。深植於傳統意識中「努力就有收獲」的社會建構,是來自於過往看天吃飯的農業社會,來自於生產資料及收益均為勞力付出者所有的時代,但現今工業及服務業環境下,還能用過往標準評斷?

    以往歐美學術界所提出的致貧理論,大致有貧窮文化、人力資本論、涓滴理論、工作福利觀點、福利依賴觀點以及技術配誤(skills mismatch)等。這些理論對於貧窮的解釋大致不脫三項成因,包括貧窮是個人一連串選擇的結果、因為缺乏某些技能,或者是先天條件限制以致個人無法發展。這些偏向以個人能力及生活條件的理論,並未解釋當代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工作貧窮現象,特別是分配不正義在勞動場域中所製造的集體性貧窮。

    傳統經濟學的視角是將勞動與資本共同視為生產要素,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流動已經突破傳統疆界,並掌握控制著全球生產網絡的治理力量,而勞動者的移動仍舊受制於地理空間,因而在全球生產模式中,資本是勞動的主人,也為勞動制定價格,導致勞動被降格為資本的附從要素。而缺乏土地及資本生產要素的勞動者,基於生存而不得不將就業視為生涯的唯一依附,知識資本不足的勞工僅能以體力資本換取工資;即便擁有知識資本,面對知識快速翻新的摩爾定律也難保長久優勢,就只能依靠不間斷的自我提升來延續,如此一來企業只消利用有限工資再搭配彈性生產權力,便能換取到無止盡的勞動剩餘價值及技術質量升級。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下被商品化的勞動,在企業內部所進行的經濟交換,就已經注定是場「不公平貿易」。

    被製造的貧窮

    OECD於2009年的調查認為工作貧窮源自於非典與低薪就業。這種因非典而不穩定就業、因低薪而生活不易所共構的向下螺旋,在台灣亦如出一轍,尤其是我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占總受雇人數比率由2008年的49.8萬人快速增加至2016年的62.1萬人之際,行政院利用2014年綜合所得稅與勞保統計的大數據卻顯示有33.2%的40至55歲中壯年勞工其年薪不足35萬元者,55至65歲中高年勞工亦有36%,顯見低薪不僅是青年的專利,而是整體勞動巿場的普遍態樣。但低薪並不代表夠格位列貧窮,2015年的全國低收入戶僅14萬5,176戶、33萬1,776人,即使加計中低收入戶,也只有26萬2862戶、68萬7961人,兩項數據的落差顯示出為數龐大的近貧族群已塞滿社會的各角落,他們身處在既非小康又非貧困的尷尬位置上,雖有工作所得,卻高到無法取得救助資格,又低到少有儲蓄以致難以抵禦生活中無所不在的風險。

    被涓滴的成本外部性

    生活在工業化社會,勞動報酬一向是勞工及其家人維持生計的主要支持力量,但在企業大量運用彈性勞動與抑制薪資之後,工作貧窮者就已經逐步被甩離明確勞動條件及可預期薪資的傳統典型勞動環境之外,獨自面對就業與所得的雙重不穩定。工作貧窮的惡化,實與我國經濟與產業政策長期奉行「涓滴效應」脫不了干係,歷任政府均主張對企業釋放各種政策優惠,勞工也能獲益,因為經濟利益自會向下涓滴。但企業實際滴在勞工身上卻是更多的低薪職缺與非典就業,形同企業提升獲利的同時也將經營風險向下轉嫁。

    企業將利潤掠攫在手的趨勢,從國民淨儲蓄統計資料(見圖一)可見一般,以往全國家庭儲蓄總額均高於企業,2009年之際家庭總儲蓄尚高出企業近7730億元,但2013年以後企業儲蓄總額已超過全國家庭,2015年時更高出家庭總額達3千億元。這些坐擁龐大儲蓄的企業一面享受低薪利潤,另一頭卻高喊缺工,但奉行涓滴政策的藍綠政府仍舊全力配合大舉開放產業移工,使得總人數從2007年的19.5萬人大幅增加至2016年底的38.7萬人,成長率達198%。

    政策不斷滿足企業對移工的索求,使得企業無需提高薪資以募集生產人力,更強化不加薪的決心。即便社會控訴低薪已久,但資方向以人事成本過高拒絕加薪,不過經濟部的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中卻顯示,薪資在製造業僅占企業總支出比重約9%至12%。換言之,企業的加薪成本並不高,僅是吝於向下分配而已。

    再思貧窮

    分配正義的惡化,使得為數眾多的勞工終身努力卻無力翻身。無力儲蓄,更造成勞工家庭因應風險能力被削弱,當任一家人遭逢生活意外往往導致家庭集體陷落貧窮的危機,此時就只能轉向社會福利的支援。而不斷擴張福利預算支出,就等於國家繼租稅等優惠政策後,再度對低薪企業釋出的外部性補貼,因此政府持續放任低薪,就是迫使全民不斷資助坐擁利潤的血汗企業。 因此,各國力圖解決工作貧窮的政策方向,必然是以提高薪資及租稅改革,迫使企業獲利經由薪資及社會福利流向低所得的勞工為手段,例如日本內閣於2016年正式推動「1億總活躍計畫」,政策目標是人口維持在1億人,其中亦將每年調升最低工資3%列入計畫政策,規劃時薪由823日圓(約NT$226)提升至1,000日圓為止,藉以減緩最低薪資所得者的生活壓力。

    運用風險觀點檢視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即可發現長期處於工作貧窮之下,必然墊高勞工終身貧窮及家戶貧窮的風險,因此當代的貧窮已無法再以個體努力與否為歸因,貧窮已是任何人都可能遭遇的風險。但貧窮並非無解,說穿了,貧窮解方只是政府和社會能否正視並反思過往製造貧窮的錯誤政策而已。

    圖一、歷年國民儲蓄淨額概況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國民所得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