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刻印｜法扶十五

#草創奠基
#鄭文龍

法扶其實就是一個善的集合平台，善意會彼此激發，做得越多，行善會變得越多且越好。

我是鄭文龍，法扶發起人之一，也是法扶第一任的秘書長。
 
我在讀大學時參加法律服務社，那時經常看到民眾沒錢請律師打官司解決困境，便萌生了法律扶助這個想法，一直覺得國家有責任編列預算聘律師來幫助社會弱勢，才能制度性的保障弱勢民眾權益。執業後我於1998年認識林永頌律師，發覺二人皆有此想法，便發起結盟，結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及台灣人權促進會三團體，找了邱晃泉等人成立推動小組。
 
後來1999年李登輝總統任內請司法院長翁岳生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其中通過兩項重要決議影響至今，即交互詰問制度與法律扶助制度，也因此官方邀請了我們參與法扶法的改革。
 
從2000年12月開始，每週六到司法院開會起草法扶條文，我那時36歲，最小咖坐在角落，但關於重要的條文設計，司法院秘書長楊仁壽最後都會很客氣地問我的意見，讓我壓力很大，也深覺肩負重任。我感謝社會給我機會替國家做事，所以總是提醒自己要加倍用功學習各國制度。後法扶法草案歷經民間版、法務部版、司法院版，2003年，在陳水扁總統及行政院長游錫堃大力支持下法律扶助法三讀通過，2004年設立法律扶助基金會。
 
昔日我在北律平民法律扶助委員會時，發現申請案中，有些黑白分明，可以立下判斷；有些則在灰色地帶，如果放半年一年都未能決定，拖也沒用，故我認為當天決定最有效率。所以在制度建立時，法扶申請及審查便有個特色，民眾在現場與審查委員面談後，當天就能做出是否扶助的決定。通過後，再根據不同個案找專門律師協助，如不通過，當事人則可以提出覆議尋求翻案。
 
法扶許多案件，也影響了後來的法律改革，例如「鄒族蜂蜜事件」，一開始法扶初審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後來覆審時本來也要駁掉，但是吳豪人教授說：「法扶連這種案件都不幫忙，關起來算了。」大家聽了覺得有道理，最後准了此案。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法院及立法機構也開始注重原住民習慣及文化，不再單以漢族思維來解釋法律。
 
另外則有位范先生因公文疏失而多坐了兩個月牢，來找法扶協助國賠。但因當時的冤獄賠償法限公務員判刑才能賠償，本案只有疏失並無犯罪，因此雖不正義，但於法不符。當時法扶初審駁回本件申請，也是被吳豪人教授批評後，於覆議中核准扶助。最後，冤獄賠償法因本案而修法。這就是法扶從個案扶助，進而解決通案制度的功能。
 
法扶其實就是一個善的集合平台，善意會彼此激發，做得越多，行善會變得越多且越好。台灣法扶經驗也影響了東南亞一些國家，如3年前，馬來西亞參考台灣法扶基金會，立法設了馬來西亞法扶基金會。而印尼數年前也有部分參考而立法。法扶，每到一定階段，都要再思考檢討，我想，15年正是個好時機。

採訪撰稿／潘雅君

攝影／王弼正

本文收錄於法扶叢書007《時光刻印｜法扶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