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窮人的尊嚴與權利

文／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

上個月，彰化縣和美鎮發生一起餓死人的慘劇。年過半百的葉姓三兄弟相依為命，三弟因為視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每月領3700元津貼，僅靠老二打零工，照顧有障礙的弟弟和體弱的老大。這兩年受疫情影響老二幾乎沒工作，幾個月來三人僅靠弟弟3700元補助金過活；時常斷炊，營養不良瘦骨嶙峋。老二疑因想不開，服藥過量昏迷，三人一起緊急送醫治療，老大因免疫力低下而離世。三兄弟悲苦窘境曝光，引起輿論關注，同聲檢討社會安全網漏洞。

日本福岡縣也曾發生一名中年男子，餓死一個月才被發現；日記上寫的最後一句話：「好想吃飯糰」。調查發現，他因肝硬化無法工作，接受社會救助半年後；繼續申請補助，福利機構嚴格要求逼其就業，被終止社會救助，而在住處活活餓死。台日都是已開發國家，竟發生活人餓死事件。

解決貧窮靠慈善或福利的辯論

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和伯克（Edmund Burke），曾針對解決貧困問題意見相左，展開辯論。左派的潘恩主張以社會福利來幫助窮人，是政府應履行的義務。右派柏克對政府干預極不信任，反對福利政策，認為窮人只需透過慈善來解決，由富人和貴人來照顧。

左右思想至今爭論不休，美國和北歐四國是兩個極端的代表。美國傾向右派，崇尚自由反對政府干預、反對大政府的福利政策，避免造成依賴和浪費，採行條件嚴苛的殘補式福利。北歐則傾向左派，以自由、平等和團結締造社會民主國家，主張照顧貧窮是政府的責任，採行普及式社會福利。

柏拉圖在西元前四百多年完成《理想國》著作，記載蘇格拉底哲學語錄，曾闡明「關於塑造幸福國度不是零碎的方式，或旨在少數幸福國民，而是整體的」。殘補式福利常遺漏最需幫助的窮人，而造成遺憾。

北歐瑞典地處高緯度部分區域位於北極圈內，天寒地凍，農民需協力耕作，農漁產品相互濟助，以免歉收或短缺餓死，互助合作成習。基督教路德宗成為瑞典國教後，1686年頒布《教會法》規定「教會對於區內之貧困者有給予救濟的義務」。1932年社民黨執政，提出「人民之家」把濟貧和福利確認為國家責任。保障貧困者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國家與社會的義務而非慈善，共同使貧窮的人權受到最好的尊重，打破傳統對於貧窮者救濟式的援助。倡議貧窮不靠施捨，而是要捍衛人權，進而打造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國家。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明定貧困者應有的人權

開宗明義，依據聯合國憲章揭示之原則，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實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確認此種權利源於天賦人格尊嚴。打破傳統對於貧窮者救濟式的援助，成為基本人權，即享有體面生活標準、糧食和基本保健、受教育和體面工作的機會以及不受歧視的自由等等權利，正是最貧窮者們最需要的。貧窮的倫理不單涉及財富及資源的分配正義的問題，同時包括富人、政府及企業界對貧窮應有何種義務的問題。

第七條：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獲得公允之工資，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不得有任何區別，尤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不得次於男子，且應同工同酬。(節錄下同)第十一條：確認人人有免受饑餓之基本權利。第十三條：確認人人有受教育之權。教育應謀人格及人格尊嚴意識之充分發展，增強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

我國簽署兩人權公約過程坎坷 

陳水扁總統在任時積極推動簽屬聯合國兩項人權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時筆者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曾參與當中。因為兩人權公約的第一條載明「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國民黨擔心民進黨將其運用於「台獨公投」，極力阻擾而未果。

2008年馬總統上任前，邀我餐敘詢問攸關執政的意見。我建議他立即簽署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尋求歷史地位。我國《公投法》已通過，對國家前途（統獨）公投訂有嚴格門檻限制，簽署兩公約無須擔心用於統獨公投。因而在他上任第一年的人權日立即簽署，並訂定《兩公約施行法》，將國際法國內法化，位階高於其他法律。

目前憲政法庭、刑事法庭以及行政訴訟，法官已常引用兩人權公約條文判決。未來貧困者遭到行政部門刁難，可參酌引用，請教法扶律師，進行行政訴訟，爭取人權討回公道。

新貧階級日增的危機

我國幾乎年年經濟成長，但全國薪資總所得僅佔GDP 45%，低於國際平均的58%，可見受薪者雖創造經濟成果，但分到較少的份額。分配不均勞工很難改善生活，低薪而貧窮的現象與日俱增。每月所得不及2萬元的人口已超過200萬人，這些人大多不被納入低收入戶，政府統計與實際情況落差極大。加上新型態勞動，例如時薪制、部分工時工作、派遣勞動、變形承攬、臨時雇用、代課教師等等皆不受勞基法保護。不穩定的工作者，只要景氣、疫情或任何變故，就會失去工作，得不到救濟。租不起房子可能淪為遊民、三餐不繼挨餓過日，彰化葉姓三兄弟的境遇處處可見卻鮮少上新聞，好似天下太平。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立了《施行法》，社會救助體系僵化亦是無功。改革體系要先改變施政者的價值觀，若仍以美國馬首是瞻，延續殘補式福利，架設重重難關，防弊如防福利小偷，不但耗費行政成本，反而比普及式福利來的浪費又無效率。

例如，美國醫療總支出佔GDP 17.7％，卻有3千萬人無醫療保險。全球醫療保險第一名的瑞典，以稅收支付覆蓋全民，人人享有醫療健康權，總支出僅GDP 9%。全球健保普及率第二名的台灣，逾98%人民納保，而健保總支出佔GDP不及7%，可見美國式醫療制度既浪費又沒效率。我國唯有健保不亞於瑞典，濟貧和維護貧困尊嚴和人權的制度卻仍仿效美國，採行殘補式福利，重創求助的弱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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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長期為文介紹瑞典政治、文化和福利體制，企盼以瑞典為榜樣。舉凡政治清廉、政治人物不使特權的平凡政治；平均財富讓富人繳50%的稅，落實自由平等團結立國精神，是令人稱頌的福利國家。實施教育免學費制度，從小學讀到博士都免學費，不因家貧被剝奪學習，落實教育平等權；全球性別最平等的國家，父母有480天親子假，兒童津貼發放到18歲；失業津貼及就業輔助完善，托育托老解除家庭困境。制度雖可抄襲，但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改變。

人人都心嚮桃花源、烏托邦，而瑞典已然真實地實現了更好的理想國。我國政治人物缺乏理念和藍圖，汲汲營營爭權奪利，貪汙濫權，公信力貶損。台灣何時能出現如瑞典社民黨領袖阿爾賓漢森（Per Albin Hansson，1885-1946）？期待催生瑞典模式，締造自由平等和平人道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