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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狩獵文化—太魯閣族歷史創傷療癒

發佈日期:2016/08/05

  • 實踐狩獵文化—太魯閣族歷史創傷療癒
  • 文/Ciwang Teyra(太魯閣族人、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福利博士候選人)

     

      二O一五年十月份約五百名太魯閣族人聚集於太魯閣抗日戰爭紀念碑廣場,沿台八線徒步遊行至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太管處),要求太管處開放太魯閣族人於其祖先世居的山林行使狩獵文化權。遊行隊伍中不時可看見年逾七、八十歲的耆老們穿梭其中,用太魯閣語高喊著:Mowsa nami maduk (譯:還我狩獵權)。事件起因於太管處否決太魯閣族人為年度的Mgay Bari (感恩祭)所提出的狩獵申請。每年十月十五日為太魯閣族的Mgay Bari,祭典前需上山行獵,太魯閣國家公園鄰近的數個太魯閣族村落,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非營利行為」,向太管處申請狩獵,希望透過實踐傳統文化傳承祖先的山林智慧。然而,太管處引用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國家公園區域境內禁止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否決太魯閣族人落實狩獵文化的要求。此舉,再度激起太魯閣族人長年來對於太管處憑藉國家公園法禁止族人於傳統領域落實狩獵及採集文化的不滿,進而引發去年十月份的抗爭行動。然而,此次針對太管處與國家公園法的抗爭行動並非首次。早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份、二OO七年四月份太魯閣族人分別前往太管處抗議,要求歸還土地權、狩獵權及文化權。從過往的經驗可知,太魯閣族積極爭取狩獵權的行動並非起因於個別事件,而是被迫在一系列以漢文化中心思想的法律制度與國家機器的長期宰治下,為求狩獵文化的延續與傳承而接續發起的抗爭運動。

    太魯閣族與「太魯閣」國家公園

      「太魯閣」因太魯閣國家公園響亮的名氣早已成為台灣家喻戶曉的名稱,但該稱呼的由來卻鮮少被探究。這個對主流社會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是來自這塊土地的主人 ─  Truku (太魯閣族人)。事實上,統治台灣的政權更迭一直到滿清末期「開山撫番」之後才正式接觸到東台灣的「太魯閣族」,因此,不論在官方紀錄或相關文獻的記載都明確指出太魯閣族人生活的空間與活動的範圍,早已遍及現今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同時藉由狩獵、採集與山林間的萬物相互依存。太魯閣族人自稱Truku,在清領台灣時期,因無法正確發出Truku的音,而稱之為「大魯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則稱其為Taroko。國民政府來台後,沿用日本政府的稱呼,譯音為「太魯閣」。隨著名稱的演變可以得知,現今使用「太魯閣」為名的國家公園區域,即代表著幾世紀以來Truku(太魯閣族)文化來對於這塊「土地」與「山林」的貢獻與維護;就如同部落耆老一再叮嚀的一句話「Dxgal o dara rudan, Dgiyaq o ririh mswayi」(譯:土地如同祖先的血,山林如同我的兄弟)。

      回顧台灣原住民族的殖民史,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因經濟開發及集團移住等殖民政策,太魯閣族人陸續被迫遷離山林家園,有些從高海拔被迫遷至海拔較低的緩坡地,有些被遷至山腳邊的平台區域,更有些家族被強行支離、迫遷並混居至不同的聚落居住。集團移住政策不僅破壞了太魯閣族家族的組織結構,亦瓦解過去以家族為核心的祭典儀式,同時族人因被迫從山區遷離至平地居住,過去與山林之間的緊密連結亦受到衝擊。 國民政府來台後,不僅未匡正日本政府時期的壓迫政策,更進一步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 (如:強行使用漢姓漢名、不能說方言等)。而一九七二年制定了「國家公園法」之後,便在罔顧當地太魯閣族人反對聲浪下於一九八六年將延續太魯閣族生活文化的空間、耕地、獵區甚至傳統聚落強行劃設為「國家公園」,從此太魯閣族人維繫固有的生活方式被嚴格限制,尤其是全面性禁止的狩獵與採集文化。日本及國民政府時期一系列的高壓統治與同化政策,已成為跨越世代的「歷史創傷」,影響著當代太魯閣族人的生活。

    歷史創傷與狩獵文化的療癒功能

    歷史創傷定義

      「歷史創傷」 (Historical Trauma) 一詞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國原住民族組織及學界的重視,用之探討歷史殖民壓迫對當代原住民族健康的影響。二O一五年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會議中,諸多國家代表在大會中呼籲各國需要關注逐漸升高的原住民族青年自殺率,並強調「歷史創傷」為原住民青年自殺的主要成因之一。「歷史創傷」於一九九五年由一位來自美國Oglala Lakota部落的社會工作學者 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所提出。她指出當代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例如:憂鬱症、焦慮症、酒精或藥物濫用),是在一連串歷史殖民創傷事件衝擊下所產生的精神病理反應。而這些精神病理反應則會透過個人與其家庭、部落間的口傳與社會學習,形成代間的傳遞。「歷史創傷」理論架構包含三個主要要素:(一)、 一系列針對特定群體的殖民壓迫事件,而這些群體內部具備集體的認同;(二)、殖民壓迫事件的經歷者(或倖存者)及其後代子孫對事件的衝擊所產生心理或精神病理反應;(三)、由殖民壓迫而導致的心理或精神病理反應,藉由個人與家庭、部落間的互動與學習,跨越世代傳遞或影響下一個世代。「歷史創傷」挑戰了傳統學術以個人歸因的角度來看待當代原住民族健康問題的觀點,將過去的殖民壓迫政策或事件視為促成當代原住民族負面健康行為或精神病理之症狀的重要成因之一。

      近年來,北美原住民族學者也進一步強調,歷史創傷會隨著原住民族面對當代的結構性與人際間的暴力、歧視而被強化或觸發 (Evans-Campbell, 2008; Walters & Simoni, 2002)。換言之,雖然祖先所經歷的殖民壓迫已成歷史,但隨著族人面對到當代國家制度性與人際互動間的暴力、歧視與不平等,這些過去由口傳或親身經歷的殖民壓迫記憶,會容易浮現於族人腦海中,提醒著族人自己族群與部落長年來所遭遇的歷史不正義。這些直接與間接的殖民壓迫經驗與記憶,如同附加的壓力源,伴隨著當代生活的壓力,影響原住民族的精神健康。雖然歷史創傷仍有待更多實證性研究的佐證,但不可忽視其對北美原住民族當前所面臨的高比例憂鬱、焦慮、心理失序症狀以及酒精與藥物濫用、自殺等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 。

    歷史創傷與太魯閣族

      回顧太魯閣族歷史,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政府時期,被迫經歷林林總總的殖民政策與事件,從武力鎮壓到同化,都對太魯閣族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筆者二O一三年於太魯閣族部落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當前部落族人面臨的生活壓力,除了來自於現階段因結構不平等導致的生活困境(譬如:就業、經濟、歧視),受訪者亦強調,壓力也源於日本與國民政府時期,族人長久以來所遭受的殖民與同化壓迫。而過度飲酒成為族人在面對這些壓迫經歷所形成的壓力下,為了調節壓力所產生的因應辦法。從耆老們的口述經驗得知,祖先們在山上有著健康、強壯的體魄,且少有生病。反觀現今太魯閣族人的健康狀況,雖然族人健康問題獲得逐年改善,肝硬化、痛風、過量飲酒以及飲酒導致的意外事故等仍是當前部落族人們所面臨的主要健康挑戰。

    「聽老人家說過,以前祖先在山上過得很好,很快樂,種甚麼都有,山上非常富有,有山產可以吃。他們在山上沒有隨便喝(酒),要也只有一點點,以前酒都是自己小米釀的,一次(只能釀)一點點,(小米酒)很珍貴,哪裡能隨便喝,很重要的時候才會拿出來分享。而且以前住山上,隨便喝(酒),酒醉會掉下來,不能隨便…不像現在,一大早就在雜貨店、檳榔攤喝(酒),年輕人很多。我處理很多的cases (葬儀社的死亡案例),跟年輕人喝酒有關,有些是肝硬化,有些是喝出車禍。死亡的年紀越來越年輕。」(部落耆老,2013年7月[1])

    狩獵實踐療癒歷史創傷

      太魯閣族人當代健康狀況有如此巨大得轉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蕃童」教育所(或公學校)、混居集團移住、禁止獵首、限制紋面及織布、限制祖靈信仰,到國民政府時期的強迫使用漢姓漢名、禁止方言、禁止狩獵等,除了破壞了傳統家庭組成結構及Gaya(祖靈)信仰,也導致土地、語言、文化及認同的流失,也進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當代族人健康。在面對長期的殖民壓迫及生活限制,飲酒成為族人在遭遇歷史及社會變遷下舒緩壓力的方法。由於歷史創傷是歷史殖民壓迫的產物,為了療癒歷史創傷,追根究底應從歷史殖民壓迫所造成的文化破壞著手。如陳翠蓮(2007)在《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一文提到:「在轉型正義的各個層面中,歷史正義可以說是最基礎的一環,關係到真相與是非,是其他各類正義得以進行的根本。」透過理解與認識原住民族當前的健康問題(如:過度飲酒)是肇因於殖民壓迫的歷史不正義,方能避免從個人歸因的角度來看待當代原住民族健康問題。因此,為療癒歷史殖民壓迫所導致的健康與生活問題,應採用解殖民的觀點來思考與設計原住民族的健康促進方案。美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者Karina Walters與心理學者Jane Simoni 於二OO二年採用解殖民角度,跳脫主流與傳統的壓力調節論述,以原住民族觀點為核心提出「原住民壓力調節模式」(Indigenist Stress Coping Model),強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實踐如同關鍵的壓力調節與保護性因子(protective factors),可以減緩歷史創傷以及當代結構與人際間暴力、歧視對於原住民族所造成的健康衝擊(如:憂鬱症、自殺、酒精及藥物濫用等)。原住民壓力調節模式強調傳統文化實踐對於原住民族健康促進以及對於歷史創傷等壓力的減緩,也反應在太魯閣族社會。筆者於二O一三年在太魯閣族部落進行的田野訪問中,一位受到敬重的年長獵人曾語重心長的提到,族人堅守著狩獵文化甚至積極的要求歸還狩獵權,因為狩獵文化的實踐,對族人有諸多正面的影響,除了能獲取不受藥劑污染的肉類,上山打獵的過程被族人視為舒緩壓力的辦法,可以減緩煩惱、促進平靜。而狩獵的禁止,如同限制了族人藉由傳統文化作為紓壓的途徑,部份族人轉而透過飲酒舒緩壓力。

    「國民政府來後就不能打獵,打獵就給你抓,以前日本不會禁止你打(獵),現在很糟糕,給你移送(法辦)…不能打獵,影響很大,我們自己有傳統領域,這是我們的獵區,外面的不能進來,在迴頭灣上面,他們(其他族人)都知道那是我們家族的獵區,我們也不會到他們那邊(其他族人的獵場),國家公園(成立)後,突然給我們斷,以後小孩子都不會知道自己獵場在哪裡,也不會知道老人家在山上的事,就不會認識在山上的祖先(靈)…我們Truku很喜歡動,而且到山上很輕鬆沒有煩惱壓力,我每次去(打獵)壓力都沒有,很平靜,生活的壓力很大,打獵對我們很好、很健康,為什麼要禁止呢?!現在不能打獵了,壓力來了就只好喝(酒)阿…」(部落耆老,2013年7月)

      在太魯閣族文化裡「生活即是狩獵,狩獵即是生活」,狩獵對族人而言,是促進身、心、靈健康及療癒的過程。狩獵不單是為了食肉獲取獵物的蛋白質,也不單是鍛鍊體魄、訓練膽識,更是族人和山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祖靈連結的重要途徑。Truku有嚴謹的狩獵規範,每一次的狩獵活動前,族人都一定要進行Gaya Smmalu 的傳統儀式,以獻祭的方式向在傳統領域上的祖靈告知,近日將前往狩獵,祈求祖靈(Utux Rudan)保佑旅途平安。此外,也期待透過儀式的進行,藉由連結祖靈以強化靈力(Phring),因為族人相信,有靈力的獵人才會被祖先祝福,狩獵得以豐收。祖靈也會透過不同的形式與意象向獵人傳達訊息,譬如,狩獵途中若聽聞Sisil鳥(繡眼畫眉)的鳴叫,透過Sisil鳥的鳴聲與飛行方向可以判斷狩獵行程的吉凶禍福。Truku人稱Sisil鳥為靈鳥,相信祖靈會藉由靈鳥向獵人們傳遞訊息。筆者於二O一三年在部落進行的田野訪問中,一位長年狩獵的耆老曾說道:

    打獵很重要,是生活的一部份,別人以為打獵只是為了吃,吃當然有,但打獵有很多要注意的,打獵前要有儀式,一定要跟他(祖靈)講一講,用紅頭鴨的血,紅頭鴨的靈性比較強,有人說以前老人(祖先)喜歡吃紅頭鴨,那個夾子就會很厲害,你去打就會很順利、打到很多。打獵過程中也要遵守規範,在家裡的人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要講好聽話,去打獵的人才會平安;打獵的人不可以隨便到別人獵區打獵或放陷阱,或是偷拿別人的獵物,這樣一定不會順利,而且以後會打不到。我到現在都遵守,這裡面很多學問,吃只是打獵的一部份。」(部落耆老,2013年8月)

      上述獵人的分享可以得知,狩獵對太魯閣族來說是一整套的集體文化行為。雖然獵人是以男性為主,但在打獵的過程中,家中的每一位男女老少,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了獵人在狩獵過程的平安與豐收,在獵人前往傳統領域狩獵前以及狩獵途中,家庭成員必須謹守Gaya(太魯閣族祖靈規範),如果觸犯Gaya,將會直接影響狩獵的收穫以及獵人旅途的平安。狩獵的實踐,不僅強化家庭內部成員的聚合,更能透過祭祀祖靈以及遵守祖先規範,產生在心靈上和祖先的連結,進而尋求慰藉。因此,狩獵文化的集體行為,不單是發生在當代的脈絡,透過儀式連結祖靈,讓狩獵文化的集體性超越當代,連結到過去的世代。

      狩獵文化的落實除了能透過獵物果腹溫飽、補充身體所需營養,亦可藉由爬山的運動強健族人體魄以促進生理健康。狩獵前與過程中的傳統儀式,強化族人和祖靈的連結,可以協助族人獲得精神、心靈上的安慰。此外,前往山區狩獵的過程中,透過徒步在祖先曾居住或走過的山林獵徑產生和土地的連結,達到心理的放鬆、安定與平靜。由於狩獵文化的實踐能減緩長年來歷史壓迫事件與當代生活挑戰所產生的壓力,進而促進族人全面性的身、心、靈健康,狩獵的禁止,影響的不單是文化的存續,更可能對族人集體性健康造成衝擊。也基於此,族人們致力於狩獵權的爭取,部份族人甚至長年來冒著被國家公園警察取締的風險前往狩獵。

    延續狩獵文化,下一步?

      隨著狩獵議題在台灣社會獲得更多的重視與討論,太魯閣族內部陸續有不同部落及民間團體致力於狩獵文化的延續。在去年十月份於太管處的還我狩獵權抗爭行動後,太魯閣族內部數個民間團體與地方行政單位合作,共同發起「還我狩獵權自救會」,除了以修正國家公園法為目標,更努力搭建族群內部的對話平台,期待凝聚族人狩獵文化與規範的共識,並能藉此清楚地向主流社會表達太魯閣族狩獵文化的內涵以及山林管理的知識。除了「還我狩獵權自救會」欲以跨部落的方式建立起太魯閣族狩獵文化與規範的集體性論述,也有部落組織,積極投入於整合部落內部對於狩獵規範的共識,並勇於挑戰現行體制,向主流社會傳達部落訴求,如:銅門部落會議。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也藉由部落地圖的推動,鼓勵青年回到部落,嘗試聚集部落族人,共同繪製部落的傳統獵場與生活領域,過程中也邀請部落耆老、獵人介紹該部落之獵場以及分享狩獵經驗,藉此逐步探究個別部落的狩獵文化與規範,期待當部落地圖繪製完成後,能將不同部落的地圖聚集,並邀請部落族人們針對重疊的獵場共同討論使用規範與劃分方式,希望藉此過程,逐步形塑由下而上且具有共識的狩獵管理辦法。雖然太魯閣族內部,不同團體對於狩獵文化延續與狩獵權之爭取有不同的因應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團體皆主張狩獵權的爭取以及對相關法律修改的建議,需要以內部具有共識的狩獵規範為基礎。此外,隨著社會變遷以及生活周遭環境的轉變,狩獵行為及規範可能為因應這些轉變而有所調整。因此,當務之急,應投注更多精力瞭解當代獵人所履行的狩獵規範,並藉由族群或部落內部的討論,進而凝聚出適用於當代的狩獵規範。筆者建議,狩獵權的爭取以及相關法律的修改不應僅限於中華民國法律文字上的辯論,修法推動者以及原住民族政策倡議團體,需要與部落組織搭建起合作平台,透過真實理解狩獵文化的內涵,以族群或部落內部具有共識的狩獵規範為基礎來推動修法工作,方能跳脫以非原住民族為中心的漢人律法框架,促成實質的轉型正義。


    [1] 由於本文引用的訪談內容涉及獵人的經驗分享,考量現行法律對原住民族狩獵的限制,以及原住民族狩獵行為仍未除罪化,為保障獵人之個人隱私及權益,受訪者名單皆採匿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