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時光刻印｜法扶十五

#死刑辯護
#羅秉成

「死刑」對於我來說，無異正是一段自我鍛鍊的過程。

其實，在我執業律師的前十年，對於「死刑辯護」這件事情，嚴格來說沒有甚麼概念，更沒有信念之可言。以今非昨，可以說當時的我是完全不合格的。參與「死刑辯護」一開始是被動的，也應該算是處於一種「後啟」的晚成狀態。

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問「何謂啟蒙？」他說「啟蒙」，是從自我形成的未成熟狀態走出來。就「死刑辯護」而言，我不是「走」出來，而是被「拉」出來。我想那隻拉我涉入「死刑辯護」的手，應該是「個案」吧？我是被一件又一件的個案，從不成熟的甬道裏面一路被拉了出來。

早年我承接的死刑案件，例如「蘇建和三死囚」案，是首次接受邀請加入辯護團隊處理再審和平反的工作。真要說是我主動從法扶接的第一例死刑案件，應該是「武張孝慈案」。從廢死精神的角度來說，這件纔算是真正的死刑案件——犯罪事實基本上沒有爭執，而且犯罪情節嚴重，這是我運用「死刑全辯護」概念在單一個案的首例，使可能被處死刑的個案，從偵查、審判到執行各階段，被告在訴訟全程都能獲得實質有效的辯護保障。

當時承接武張案的時候，我聯想到三十年前的「湯英伸」案；一樣是鄒族的原住民青年、一樣是由於職場工作因素所造成的悲劇……。事隔數十年，幾乎是同樣的故事，發生在原住民青年的身上，都是涉犯殺人罪，武張孝慈能死裏逃生，而湯英伸就沒那麼幸運了。

法律人或許需要具備一種特有的職業性格，那便是當人人皆曰可殺或者當社會大眾都認為理當如此時，務須逼自己思考，事情是不是這樣或者該不該這樣做？前者意謂「有沒有冤枉人家，這真的就是全部的事實嗎？」後者則是說「真的已經到應當判處死刑的地步了嗎？」一個是認識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判斷的問題。

關於死刑辯護案件，從被動參與到主動介入，有時回想幼年時代閱讀王爾德所寫《快樂王子》一書時的深刻記憶，難免一再思索小王子為甚麼要拜託燕子幫忙，散去全身珠光寶氣而將他一生都還諸天地了？直到大學時期，《人間雜誌》以湯英伸為報導主題的黑白封面給我留下極為強烈的印象。當年的社會氣氛裏，「死刑存廢」也祇不過一則辯論的題目而已。我不禁地思索，在一種無知的狀態之下，人們還能保有惻隱之心嗎？或許尚可確定的是，人們時時需要理性的自我鍛鍊，而「死刑」對於我來說，無異正是一段自我鍛鍊的過程。不成熟的狀態也不一定是小孩所獨有，所以如何利用還有行動力的時刻，跨步走出蒙昧的狀態，是十分重要的，畢竟沒有行動力也就等於無能為力了。

不斷精進、提昇刑事辯護能力，是從事死刑辯護者不可懈怠的責任，所謂法律「扶助」，就是「出手要有力」，纔能扶得起來，纔能有所助益。

延伸閱讀：從法扶及平冤觀點看死刑辯護－訪羅秉成律師

採訪撰文／華進丁
攝影／王弼正

本文收錄於法扶叢書007《時光刻印｜法扶十五》